照顧照顧者需要 刻不容緩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令人傷感的倫常慘劇,全都涉及照顧者因為「壓力爆煲」而將家中有照顧需要的家屬殺死。一名52歲外婆全力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的孫兒心力交瘁,用書包帶將孫兒勒死。一名81歲的老翁勒死76歲中風妻子。一名34歲的兒子涉嫌以菜刀斬死七旬長期患病兼不良於行的母親,其後墮樓重創。以上案件令社會反思香港對長者、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照顧支援不足,對獨自承受壓力的照顧者更加全不理會。究竟社會要再發生多少悲劇,政府才會正視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訊,現時65 歲及以上長者有127萬人,佔人口17.1%,到了2026 年的人口比例將會上升24.6%,即每四位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位。此外,香港現時有近22萬名65歲以下的殘疾人士,而近67萬人為65歲以下的長期病患者。以上三個組別合共超過200萬人,有不同的照顧需要,所牽涉的家庭及家庭成員的數目亦非常龐大。可是,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及支援嚴重缺乏,基本的送飯、洗澡也要長時間輪候,很多照顧者完全失去喘息空間,身心承受巨大壓力。

政府現時透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可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人數卻高達7717,輪候時間由2009年的3個月增加至2019年18個月。同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普通個案)的輪候人數亦有5630。以上數字顯示政府過往欠缺社褔規劃,導致長者及其家人受害。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2千元,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5千5百元。家居照顧服務主要在家居進行,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資源,只需要投放金錢及人手,便可以增加服務名額。可是過往四年來,上述兩者的服務名額毫無增加,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更較四年前少了近3百個。 工黨建議政府增加經常性開開支6.13億,增加13,347個名額,便足以消除現時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隊伍。

另一方面,對於照顧者的支援,政府只有關愛基金設立的低收入護老者及殘疾照顧者津貼。但是成功獲批的數量少,而且只限於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的家庭。根據統計,居住在家庭中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只有23.7%為私家看護/家庭傭工,及1.9%為醫護人員,其餘分別有32.9%為配偶、28.6%為子女/女婿/媳婦,6.3%為父母,即是近七成有家人照顧。

工黨與民間團體「照顧照顧者平台」倡議,即時為照顧者及被照顧者設立「喘息支援津貼」,我們倡議政府設立津貼,讓需要持續高度照顧,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及照顧者以津貼聘用親友、鄰居等,於每星期提供不少於4小時時數的喘息照顧服務,讓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於有「喘息」需要或緊急照顧需要時,能夠動用津貼以彌補常規服務的不足。這樣能夠有效利用親友睦鄰等的「非正式照顧者」,亦令照顧者於有需要時得到喘息空間。以職工盟建議的生活工資每小時$54.7計算,預計相關服務所需金額每年約2.04億,受惠人數為17912人。

現時,政府有超過一萬億的財政儲備,而過往每年寬免差餉及寬減薪俸稅的動輒超過200億,因此上述兩項措施合共每年約8億,根本上微不足道,但對長者、殘疾人士卻有極大幫助。因此,照顧照顧者需要刻不容緩,政府不能把照顧的責任,全數推向個人及家庭身上。

郭永健當選工黨主席  擬戰新東補選 阻工聯會壟斷勞工聲音

【本報訊】年僅30歲、2009年因參與五區公投運動踏入政圈的郭永健昨當選工黨主席,成為主流泛民政黨中年紀最輕的黨主席。郭指不排除參加新界東補選的泛民初選;面對已任3屆立法會議員的張超雄傾向下屆立法會選舉不再爭取連任,郭表明有在新東接棒的心理準備。

記者:林俊謙

工黨昨天舉行周年黨員大會,並舉行黨內改選,郭永健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主席,3位副主席分別為譚亮英(黨務),李卓人(外務)及麥德正(政策研究)。

盼頂住建制派攻擊

郭永健席間被問到會否參與明年3月立法會補選時指,過去一直認為民主派要團結面對今次補選,指由人大釋法到多名議員被取消資格,香港人面對的打壓越來越大,加上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認為民主派須在議會頂住建制派攻擊,故考慮派人參加初選。

郭會後補充,工黨仍未確定是否在九龍西和新界東都派人參加補選,不排除最終只有他一人參與新東初選。問及考慮參選原因,郭指因工黨目前在立法會只得一席,不想工聯會等同整個勞工階層聲音。

雖工黨在新界東已有張超雄一名立法會議員,郭指選舉不只是一個席位問題,而是關乎民主派如何為港人守住議會,選區考慮不是太重要。工黨下周將召開特別執委會討論參加初選安排。郭解釋一直未有參與初選持份者協調會議、只參與民主動力的協調機制,是因為半年前見不到有初選機制,故決定有初選機制下才考慮派人參選,強調過程並無刻意保密。

工黨2016年立法會選舉失利,李卓人、何秀蘭「落馬」,加上張國柱不再參選,令原有4席變成只有張超雄一人,區議員亦只有3位。郭接受本報訪問時透露,黨內考慮參選來屆區選的人數比上屆區選減少,因黨支援不多,但這未有打消他積極考慮再次於大埔區出選區議會的念頭。

已準備接張超雄棒

而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郭曾與張超雄合組名單參選,成功協助張超雄重返立法會,問及是否有心理準備接棒時,郭坦言今年60歲的張超雄曾透露有意下屆退休,他亦有心理準備接棒,但他認為最重要是派最有勝算的人出選,人選則要由工黨決定。

張超雄則指,工黨一直希望年輕一輩能夠「上場」,坦言個人傾向下屆不再參選立法會,但認為事先要處理好交接工作,希望繼任人能繼續跟進有關殘疾、弱勢群體、罕有病患者等議題。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 2017-11-20 報章 | A08 | 港聞 郭永健當選工黨主席  擬戰新東補選 阻工聯會壟斷勞工聲音

增加200億經常開支,真的很多嗎?

文:左治

梁振英最近公布新一年的施政報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當中新增的政策措施將會新增約200億的經常開支,隨即引起部份人抨擊有違財政紀律,令香港公共財政難以持續。但是,增加200億的經常開支又是否很多,是否政府不能負擔?

近年,派糖已幾近成為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曾俊華上任財政司以來,從2008年度至2013年度,每年非經常性開支由131億至540億不等,共花了1678億,平均每年336億,較2003年度至2008年度的51億多出了285億。這些非經常開支為一次性措施,即俗語所謂的派糖措施。

派糖措施大多欠缺針對性,又以退稅、退差餉、免租等現金援助的形式推行,成效難及上需動用經常開支、有明確對象的福利援助及政府服務。如果以200億的經常開支代替每年平均336億的派糖措施,豈不是更為可取。

此外,政府從2003至2004年度起,連續3年減少經常開支,由1,980億元,下降至1,900億元。可是,經常開支又沒有隨政府收入的增長同步上升,做成目前有6700億財政盈餘的狀況。同時,200億只佔本地生產總值18898億(2012年數字)的1.05%。

還有,經濟學上政府支出將會帶來乘數效應,以及增加的措施多數惠及基層,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較中上層高,因此政府增加經常性開支帶來的乘數效應將會較退稅及退差餉為高,更能為經濟帶來好處。

最後,雖然施政報告看似增加了不小的經常開支,但當中除了低收入家庭補貼外,其餘都是修修補補的措施,距離民間社會一直爭取的訴求還相差很遠,如15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專資助學額及增加殘疾人士服務名額等。因此,政府的經常開支實在有增加的必要,並需著手建立更公平的稅制,讓香港的財政更有持續性及乎合公義原則。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如何理解新移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15歲及以上人口的經濟身份

文:左翼21成員、工黨秘書長

謝冠東在其文章《權利與責任的爭戰──論新移民綜援》中指出「2011年的數字,25-34歲正值盛年的組別,整體香港人的就業比例是85.7%,新移民則只有44.9%。」,又指「盡責的香港年青人早出晚歸努力賺錢兼未有兒女,與此同時卻還要資助只重權利的那一類新移民,留在家裡時刻與子女共敘天倫。」

謝指出了兩個問題,第一點是新移民的就業比例低(正確來說他引用的數字應該是勞動參與率,包括了失業人口,因此他稱之為「就業比率」是錯誤的。)。第二點是料理家務者被他形容為「留在家裡時刻與子女共敘天倫」、「每天與子女共享quality time罷了」。

新移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上升

對於第一點,我們可以先看新移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2001 年 的 44.2% 上 升至 2011 年 的 47.8%。。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60.3,女性為43.4,全港人口的勞動參率則為67.0及49.6。女性的勞動參與較男性為低是因為料理家庭的大多是女性。

在謝提及的25-34歲的年齡層,新移民男性的勞動參與率為73%,女性為40.7%。要注意的是,這個年齡層中,女性佔絕多數,1000名女性相對的只有152名男生,全港人口則為1000:911。因此女性的低勞動參與率把男女合計的勞動參與率拉低。合理的解釋為新移民的25-34歲女性較多已婚及需料理家務。(成年新移民不就是因為與港人結婚才來香港嗎?)

香港的公共援助制度1959年也不如

文 : 左治

終審法院今日頒下判詞,宣布申領綜援要居港滿7年的要求違憲。判詞中提及了公共援助(Public Assistance)的居港要求的變遷,當中的變化及背後的理據令人省思。

在判詞中的C.2部份(”The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ce requirement”)中第11段至第16段指出,香港社會福利部門(Social Welfare Office)早於1948年成立,為來自內地的難民提供有限的實物援助,主要為熟食。及後,隨著福利援助發展,政府訂立了領取公共援助的資格為需居港10年。到了1958年,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成立,並在1959年把居港期限縮短至5年。

到了1967年,政府跨部門的工作組在有關報告指出公共援助的不足,行政會議在1970年的備忘錄指出當時的公共援助水平太低,沒有考慮住戶的基本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或殘疾家庭成員的特別需要。該備忘錄提出香港達到的發展階段應有一個更開明的政策,更符合窮人的需要。(“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now reached by Hong Kong justifies a more liberal policy, and one which more closely meets the needs of the indigent”)。

同時,該備忘錄建議把居港期限縮短至1年,並指出居港年期限制旨在避免吸引大量內地的新入境者,(”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residential qualification was that public assistance should not be made so freely available as to attract a mass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into the Colony.”)隨著入境情況改變,有關限制可安全地縮短至1年。(“The situation regarding immigration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residential qualification could safely be reduced to one year”)總督會同行政會議在1970年3月17日接納以上建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同年6月通過撥款。有關的公共援助制席發展成現時的綜援制度。

可惜,到了2004年,政府卻把居港期限由1年延長至7年,較1959年的5年期限還要長。撇除公共援助的水平,在1950至1980年的偷渡潮,以及香港經濟尚在發展的情況中,港英政府尚且放寬公共援助的居港限制及提升水平。在儲備充足及設有單程証限額下,特區政府維持七年的居港期限及不足的綜援水平,豈不是較1958年的港英政府尤有不及?

2013年12月17日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