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e the Date – Alevin & Steven Wedding Cocktai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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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om Hong Kong Island

Admiralty

Central

Wan Chai

Causeway Bay

North Point

以「券」之名

文:左治

今年的施政報告包含了不少社會福利的措施,當中新增的措施有推出3 000張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以應付嚴重不足的資助院舍服務。相比這3000張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實際由政府出資興建的只有2000個資助安老宿位。

事實上,現時不少政府的政策措施均以「券」的形式推出,單單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就有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長者醫療券、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及學前教育學券等。當中較為人熟悉的學前教育學券為人垢病,包括教育界便指出「學券制企圖用消費市場的淘汰力量發展幼兒教育,實踐過程當中衍生了不少矛盾,甚至構成幼兒教育提昇質素的障礙。」此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在去年九月推行,原定發出的一千二百張服務券,只有七百多名長者參與,參與率偏低。除了以上用「券」的形式來推行「錢跟人走」的方法外,政府更透過「私院買位」、「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方法把社福、教育服務推向市場甚至是境外地區,而本地資助安老宿位只有少量增加,資助大專學額更是沒有增長。

政府把公共服務「市場化」、「外判化」,只會把責任同時外判化,服務的質素難以監察,未能照顧市民的需要。同時,市場化並不代表能節省政府資源,外判的成本並不比不外判為低。外判化只會讓私人市場從政府的資助謀取不合理利潤,並壓抑員工工資、犠牲服務的質素,讓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增加200億經常開支,真的很多嗎?

文:左治

梁振英最近公布新一年的施政報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當中新增的政策措施將會新增約200億的經常開支,隨即引起部份人抨擊有違財政紀律,令香港公共財政難以持續。但是,增加200億的經常開支又是否很多,是否政府不能負擔?

近年,派糖已幾近成為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曾俊華上任財政司以來,從2008年度至2013年度,每年非經常性開支由131億至540億不等,共花了1678億,平均每年336億,較2003年度至2008年度的51億多出了285億。這些非經常開支為一次性措施,即俗語所謂的派糖措施。

派糖措施大多欠缺針對性,又以退稅、退差餉、免租等現金援助的形式推行,成效難及上需動用經常開支、有明確對象的福利援助及政府服務。如果以200億的經常開支代替每年平均336億的派糖措施,豈不是更為可取。

此外,政府從2003至2004年度起,連續3年減少經常開支,由1,980億元,下降至1,900億元。可是,經常開支又沒有隨政府收入的增長同步上升,做成目前有6700億財政盈餘的狀況。同時,200億只佔本地生產總值18898億(2012年數字)的1.05%。

還有,經濟學上政府支出將會帶來乘數效應,以及增加的措施多數惠及基層,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較中上層高,因此政府增加經常性開支帶來的乘數效應將會較退稅及退差餉為高,更能為經濟帶來好處。

最後,雖然施政報告看似增加了不小的經常開支,但當中除了低收入家庭補貼外,其餘都是修修補補的措施,距離民間社會一直爭取的訴求還相差很遠,如15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專資助學額及增加殘疾人士服務名額等。因此,政府的經常開支實在有增加的必要,並需著手建立更公平的稅制,讓香港的財政更有持續性及乎合公義原則。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香港的公共援助制度1959年也不如

文 : 左治

終審法院今日頒下判詞,宣布申領綜援要居港滿7年的要求違憲。判詞中提及了公共援助(Public Assistance)的居港要求的變遷,當中的變化及背後的理據令人省思。

在判詞中的C.2部份(”The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ce requirement”)中第11段至第16段指出,香港社會福利部門(Social Welfare Office)早於1948年成立,為來自內地的難民提供有限的實物援助,主要為熟食。及後,隨著福利援助發展,政府訂立了領取公共援助的資格為需居港10年。到了1958年,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成立,並在1959年把居港期限縮短至5年。

到了1967年,政府跨部門的工作組在有關報告指出公共援助的不足,行政會議在1970年的備忘錄指出當時的公共援助水平太低,沒有考慮住戶的基本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或殘疾家庭成員的特別需要。該備忘錄提出香港達到的發展階段應有一個更開明的政策,更符合窮人的需要。(“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now reached by Hong Kong justifies a more liberal policy, and one which more closely meets the needs of the indigent”)。

同時,該備忘錄建議把居港期限縮短至1年,並指出居港年期限制旨在避免吸引大量內地的新入境者,(”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residential qualification was that public assistance should not be made so freely available as to attract a mass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into the Colony.”)隨著入境情況改變,有關限制可安全地縮短至1年。(“The situation regarding immigration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residential qualification could safely be reduced to one year”)總督會同行政會議在1970年3月17日接納以上建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同年6月通過撥款。有關的公共援助制席發展成現時的綜援制度。

可惜,到了2004年,政府卻把居港期限由1年延長至7年,較1959年的5年期限還要長。撇除公共援助的水平,在1950至1980年的偷渡潮,以及香港經濟尚在發展的情況中,港英政府尚且放寬公共援助的居港限制及提升水平。在儲備充足及設有單程証限額下,特區政府維持七年的居港期限及不足的綜援水平,豈不是較1958年的港英政府尤有不及?

2013年12月17日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關於「暴力」的一些思考

星期三,政府拘捕了衝擊科學館的示威者,並當日正式落案起案及法院提堂。政府高調迅速起訴示威者,應該是因為該次示威出現的暴力場面不為公眾所接受。即使一向同情社運的論者,亦認為該次示威把近月來民意群情洶湧反對警方濫權的形勢破壞。

對於暴力,不少社運人士及參加者都喜歡以「六七暴動」「掟菠蘿」來對比,証明現在激烈的手法並不劇烈,及左派人士指責暴力但沒有正視六七的虛偽。另外,有些人亦以制度暴力來對比。可是,這樣的論述雖然簡單易明,但卻不能回答一些溫和市民「不能以暴易暴」,以及「表達訴求要以和平理性的方法」的責難。這些問題不能迴避,否則基進青年難以與市民大眾對話。此外,為基進的抗爭手法闡明其正當性,才能令到運動繼續開展,跳出暴力非暴力的爭論。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我們從小便被教導要守秩,不要暴力。在此,我先介定暴力為中性詞,至少在道德層面為中性,僅指「激烈而強制的力量」,並不代表必然會傷害別人身體。舉例來說,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雖然革命者以暴力手段推翻滿清政府,但我們不會因而否定辛亥革命,相反更多人認為以暴力推翻暴政是正義的。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警察維持社會秩序亦會使用暴力,如開槍制止罪犯,另外,對於我們個人而言,當有人襲擊我們,使用暴力自衛亦是正當及法律上容許的。以上的例子都是說明不是一切暴力都是被禁止,當暴力建基於正當的理由而運用,便會是被容許,以至正義的。因此,我們要檢驗的便是基進的抗爭手法有否其正當性,其次便是如可引起討論,說服市民大眾,形成共識 。

在漢娜·阿倫特《論革命》一書中,她提到了古羅馬歴史學家李維的說話。「必然之戰皆正義」李維說「當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聖的。」當然,何為「必然」、「唯一」,對不同的人來說都有所不同,而更多時候,不同階級、不同的社經地位皆決定了不同人對「必然」、「唯一」的詮釋。在香港的脈絡下,當一切行政吸、諮詢政治都無法對應社會的問題,甚至如替補方案,即使二十五萬人上街亦未能令政府擱置,科學館會場的衝突場面又怎能避免?除了「唯一希望所在」的必要條件外,使用暴力的程度與事態相對應才能使之具有充份的正當性。

對於保守力量來說,他們常常都說要禁止暴力,並強調秩序的必要。他們仿彿認為秩序與暴力互不相容。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暴力與秩序如影隨身,秩序必然建立在暴力之上,秩序只是一種暴力形式的化身,來維持既有階級的利益及其統治。現代國家的軍隊、警察以及不同的獎懲法律,以至學校的教育規訓,無不在強調秩序的重要,使之為其統治階級服務。

當然,如果香港的社會形勢已到革命前夕,我們根本不用探討這個問題。但當現在形勢仍未到臨,而建制力量又掌握宣傳機器時,我們如何向公眾作出解釋,團結大多數,亦是我們重要的課題。當然,「存在決定意識」,當社會矛盾激化時,不少市民均會同情抗爭,但統治者緩矛盾時,不少人便會重投保守的行列。因此,把握群眾稍瞬即逝的意識覺醒,提升他們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的進步便非常重要。

2011/09/30

債務危機源於褔利開支太多,抑或財富分配不均?

左治

過去一星期,美國雙底衰退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陰霾籠罩股市,令到環球股市多日下挫。除了美股數日急挫逾500 點,而港股亦曾連續6 個交易日下跌,累跌達3333點,跌幅近15% 。股災重現,再一次提醒了我們自2008年發生的經濟危機根未有解決,過去兩年表面上經濟的復蘇只是人為滯後危機的爆發,為下一波危機累積更大的爆發力。

歐美政府轉移視綫 未能對症下藥

誠然,歐美等國並沒有汲取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為市場去槓桿化及引入更多包括對衍生產品在內的市場規管,亦未有處理評級機構的代理問題。(諷刺的是,觸發上星期股災的成因之一便是評級機構對美國國債調低信用評級,但他們似乎忘卻了自己以往向投資銀行收取報酬,月然後給投資銀行發行的高風險債券良好的評級。)相反的是,歐美各國政府卻轉移視線,把焦點放在國家赤字的問題,並進步削減政府開支,向無辜勢弱的工人階級開刀,卻把經濟危機始作佣者,資本家及銀行家輕輕放過,回復他們鉅額花紅,任由他們揮霍度日。

處理經濟危機的兩個方法

面對當前的危機,不少右派經濟學者及評論家都把責任歸咎於褔利開支的增長,以及民主政治之下,政客為求選票而濫發褔利。他們不但沒有感激凱恩斯的經濟政策過去為他們紓緩危機,更將之評為「寅吃卯糧」(明報社評,2011年8月14日)。他們認為解決危機的方法就只有削減公共開支,包括醫療、失業救濟等開支,使到收支平衡,便能解決債務問題,從而恢復經濟增長。

可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金融危機的主因在於金融虛擬經濟的泡沫爆破,連累實體經濟的投資萎縮。同時,過往的褔利開支以及次按等政府借貸,都只是為了維持消費需求,而以借貸褔利補貼來取代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歐美各國救市措施及美國推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並沒有令到資金流向實質的生產領域,相反只是拯救了銀行及資本家,容讓他們把過剩的資金流入新興國家的資產市場興風作浪。美國的就業市場以及經濟了無起色,便可印証此點。

故此,現在應該做的,是向大財團及富豪課以重稅,並打擊任何投機活動,進行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把集中在富裕階層的財富轉移至普羅市民身上,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從而帶動實質的經濟增長。相反,現在資產階級以及其代言人只是試圖透過削減工人福利,維持龐大的失業後備軍繼續壓抑工人的實際工資,進一步加強對他們的剝削,來為他們賺取更多金錢。即使勉強令到經濟恢復,工人階級亦不能分享到絲毫的好處。

應對危機 倡導新的階級團結

身處全球經濟危機之下,我們除了要應付資產階級明刀明槍的攻擊外,更要防範極右、排外、種族主義意識型態上的侵襲。挪威的極右屠殺事件,以至在香港冒起的排外意識,都令我們不得不有所警惕。倡導新的階級團結來捍衛工人的階級利益,更是我們當前首要的重任。

2011年8月17日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愛國,因此堅持平反六四   

「愛國就是你對所生所長的國家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就是你認為它甚麼都是好的。真的非常好,我覺得。」

我從五月四日的鏗鏘集看到記者在奧運火炬在港傳遞,訪問一位香港大專院校內地生有關愛國的看法時,她所作出的回答。

中國真的是甚麼都是好嗎?中國現在真的非常好嗎?我並不懷疑該位女生是在作秀,因為從畫面看來,她的樣子真的很真誠。唯其如此,我才會更加害怕。害怕的是,現在所有中國城市的大學生都是抱著這個想法嗎?她來到了香港,怎麼也會接觸到比內地更多對中國負面新聞的報導吧?她有沒有想過當中報導所指出國家的問題?

柏拉圖《理想國》其中的一個比喻為一個被綑綁著,連頭也不能往後望的囚徒,被囚在洞穴裏,每天看都是在他們背後火光所映照下的事物的陰影。他們天天都在看後壁上的陰影,他們認為那些陰影就是事物的本身。但當他有天能夠走動並看到了火光,他會因不習慣而感覺很痛苦,而且無法看見那些他原來只看見其陰影的實物,即使別人告訴他以前他看到的不過只是陰影,他也認為過去看到的陰影比現在看到的事物更真實。當他見到了外面的陽光,他也會覺得眼前金星亂串,以至於無法看清任何一個真實的事物。然而經過一個適應的過程之後,他就可以就事物本身看事物了。這時他發現,太陽正是主宰可見世界一切事物的原因。於是,他覺得即使怎樣也不會回到洞穴過囚徒生活了。即使他回去,告訴他們過去他們看到的只不過是陰影,洞穴裡的人也會認為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就把眼睛弄瞎了,人們甚至會把這個說胡話的人殺掉。

在四月奧運火炬海外傳遞時,不少中國的留學生都對紛紛走出歡迎火炬,甚至「保護」聖火,更甚者,便是在他國用武力對待該國示威者。在香港,他們也用鋪天蓋地的國旗來遮掩示威者手上的旗幟。他們對祖國的印象是非常美好,以致當其他人指出他們的祖國是在某些方面如何不堪時,他們便感到憤怒。這不能怪責他們,內地媒體所受的限制令他們不能接觸到社會問題的真象。他們過著的是繁華的都市生活,他們的物質水平是中國開國以來空前最高的。

可是,如果他們知道中國礦難事故頻仍、貪污問題廣泛、知識分子動輒以言獲罪等這些社會問題,又怎能說出國家真的非常好?又怎能不「愛之深,責之切」?

大學生被視為社會的未來的棟樑。假若,中國未來的棟樑都這樣,都是隨官方指揮棒起舞,我們的中國未來會怎樣?當「五四」學生運動都被異化為「五四青年節」,被載歌載舞地慶祝,同時該運動提倡「民主」及「科學」的價值,批判的精神都一一被拋諸腦後時,我們又怎能讓他們逃過被馴化的命運?當一九八九年巨大的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一切異見受到壓制,學術思潮一片死水,九十年代至今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無復八十代活躍時,我們又怎能看得到中國的出路?

正如《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林沛理教授所言,香港人對於「六四」「常常被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正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家變』﹕窮兇極惡的父親拿著菜刀,去斬殺那些從小就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我們每年所堅持的悼念活動,就是盡我們可以做到的,去表達我們的哀思,期望「六四」盡早得到平反。當「六四」得到平反時,我期望中國就會像「四五天安門事件」受到平反後一樣引起群眾對歷史的反思,像南韓隨「光州事件」得到平反而令民主有所促進。最後,中國始能成為一個內外俱備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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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A17  |   兩岸要聞 2008-03-21

觀戰筆記:三地學生選前舌戰

台灣大選前夕,香港大學組團考察,不少團員更是內地生。他們前晚到綠營謝長廷的造勢晚會觀摩,昨又到台灣大學交流, 兩岸三地學生各自表述,香港學生羨慕台灣年輕人可以用選票決定自己的前途;內地生關注去中國化對台灣的影響;台灣生卻想了解香港同學如何面對內地生的競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提出承認大陸學歷的主張,不但為民進黨強力猛攻,昨竟也觸發來台觀戰的香港與內地學生熱烈討論,擦出火花。交流會上,有台大學生提問,港大有不少內地生,會否與港生存在競爭,一位內地女生回應說,內地生在港就業遇到不少限制,令她感覺香港想吸引優才來港,卻又不想給他們開放就業市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郭永健卻認為,內地城市也有戶籍制度限制外來人口,香港已相對開放。

感受熱烈動員氣氛

郭永健指香港仍未有普選,他希望透過考察台灣選舉,「感受民主氣氛,裝備自己。」他認為,儘管台灣政治仍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民主發展是正確的方向;台灣人不同香港人,他們可以用選票決定自己的前途,用選票把不及格的領導人拉下台。而剛滿20歲的台大歷史系學生徐和謙說,明天他將行使人生首次的投票權,「我當然會去投票,放棄投票等於放棄做決定,將來也沒有資格去抱怨。」他稱會把票投給馬英九,希望台灣走向國際化。40多人的港大考察團特別到台北縣板橋市觀摩謝蘇的造勢晚會,包括內地學生在內,都聽不懂謝激動炮轟馬的「一中市場 」、「終極統一」的閩台話演說,卻已完全感受香港難見的熱烈動員氣氛。郭永健形容:「佢哋(民眾)好似要將威權時代嘅壓抑,發洩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