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問題作為特首梁振英施政綱領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伊始便成立了「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恢復自一九八七年提出，但在二零零二年起停頓的長遠房屋策略。長策會經過多次會議後，將會起草諮詢文件，並在九月初進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但觀乎長策會的職權範圍，以至多會議的討論內容，難以令人信服房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殖民管治思維下的高地價政策
香港的所謂的房屋問題，包括公共房屋及資助房屋的數量不足、私人樓宇價格遠高於負擔能力的問題，實在是港英政府在其殖民管治思維下高地價政策做成的問題。在殖民地之初，英國便以《殖民地章則》來要求各殖民地的政府必須收支平衡、量入為出。而在殖民地後期，面對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的期限，政府更難以推行長遠及徹底的政策，包括任何福利及房屋的政策。同時，殖民地政府在維持其管治的穩定下，必然首重於維持社會上層的利益，對於社會的底層，除非危及其管治，如六七騷亂後揭示的社會問題，政府一般都任由其自生自滅。在此情況下，政府當然不會推行累進形式、較高稅率利得稅制，薪俸稅的標準稅率亦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但在各樣的社會開支增加情況下，以地價收入來維持其收支平衡便變得異常重要，現任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更將之讚譽為『營造出港式財政神話——即低稅制下的「類福利國」』。
高地價政策令到社會不公
在高地價的政策下，物業價格及租金的水平高企，蠶食了營商者及市民的收入，助長了地產商的利潤，並以其地產的收益吞併不同行業的企業，成形了今日的壟斷地位。除了在工業發展時期，公營房屋作為社會工資（social wage）來補貼當時輕工業的中小企以降低生產成本外，後期的公屋需求上升更源於私人樓宇樓價租金上揚，導致市民難以負擔。資助房屋，如居者有其屋、夾屋更是政府充當發展商，以提供低於市價的折扣為名，賺取中下層市民的金錢以資助政府興建公屋的建築費用。在不合理的市價為基準下，「資助置業」、「公屋依賴政府福利」、「公屋富戶濫用資源」等標籤甚至污名，使社會忘卻房屋政策上的不公義。
即使有論者指出高地價政策有助內地港資企業賺取的資金回流香港，高地價政策加重市民的住屋負擔，降低居住質素外，更使地產財團壟斷各行各業、破壞香港的競爭環境，令到產業單一化。除此之外，香港銀行業務以至社會整體的金融財政風險，更容易受到地產市道的影響。在缺乏實質的工業下，地產市道泡沫的爆破將會影響各行各業，以致香港的實體經濟。
梁振英延續殖民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上任一年內，並沒有就以上結構性問題提出任何解決的方向。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只是推算香港的住屋需求、香港的土地供應及公私營房屋未來的興建量等。至於現有公共房屋的模式是否過時，政府的土地政策是否有助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均不見在長策會或政府的施政綱領有絲毫著墨。即使政府過往一年，推出各項壓抑樓市的措施，亦未有絲毫動搖現在不合理的體制。可是，政府卻把現時的房屋簡單歸咎為供應不足，作出各樣新市鎮發展、填海等製造土地的大計，面對一大片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以及發展商囤積居奇的農地，政府卻視而不見，不敢動地產商及原居民利益分毫。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土地、房屋政策並未擺脫過往殖民地的思維，正視高地價政策對香港產業發展、競爭環境、財富分配及經濟發展等禍害。有尊嚴的居住環境對香港市民來說，仍是遙遙無期。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