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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有乜困難?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民間、醫護界及勞工界一直要求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但勞褔局局長羅致光一直置若罔聞。 2月9日,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呼籲,政府應緊急修例,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列入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附表中,關乎人士範圍可以參考條例中當年對應沙士的做法。 2月10日,工權會強烈建議勞工處處長盡速發出命令,將武漢肺炎列入職業病補償。 2月13日,我在食環署清潔員工的記招上,亦指出清潔工在抗疫前線工作,有可能不幸染病,勞工處應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 2月2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求在立法會大會中提出緊急質詢,討論將武漢肺炎列為可補償職業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竟配合政府,於2月25日回覆稱,此事於是次大會上並無急切性而拒絕。 2月24日,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去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要求盡快修改法例,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為職業病。 3月14日,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余德新建議,港府應把新冠肺炎納入《僱傭保償條例》中的職業病,保障在工作崗位受感染的僱員。 以上訴求簡單、清淅、合理,為何羅致光一直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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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堅持初衷 抗爭不懈

—報名代表工黨參選2020立法會選舉 自我簡介 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個人履歷 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長 2010年「左翼21」創始會員,成為會員至今 2010年成立「大專2012」,並參與五區公投,參選新界西選區。 2010年成立「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抗議李克強到訪港大、組織集會遊行抗議警察執法,及爭取民主規劃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及孔慶熒。 2011年參與籌備工黨,成為創黨會員 2011-2013年 工黨副秘書長 2012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3-2015年 工黨秘書長 2015年7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補選勝出 2015年11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未能連任 2015-2017年 工黨副主席(政策) 2016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7-2019年 工黨主席 2017年12月 參與民主派立法會補選初選 我自入讀大學後,從擔任舍堂宿生會的時事秘書起,到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會主席,便一直參加社會運動。除了爭取學生權益、師生共治外,亦爭取由下而上的規劃、公義的財富分配、香港及中國的民主。 畢業後,我曾工作於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非政府組織,親身接觸內地罹患職業病的民工,亦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從事政策研究,廣泛接觸不同政策議題,鍛鍊政策分析能力。在工餘時間,我亦積極參與不同組織,包括成立大專2012、港大百周年行動及左翼21等,並一直撰寫政治評論及政策分析的文章,至今已有逾百篇,不少刊登於明報、蘋果日報報章,亦曾受到台灣新社會智庫邀稿撰文。 自2011年工黨籌備成立開始,我便積極參與黨務,從制訂政策綱領、黨務運作包括物資準備、行動參與、活動籌備及文宣設計、輔助選舉包括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2018年九西補選及2019年區議會選舉、代表工黨上陣包括2015年區議會補選、選舉及2018年新東初選,同時我亦擔任常委會不同職位至今。 以上種種個人經歷,皆因我希望能做到「知行合一,改變社會」。自大學修讀政治哲學及接觸勞工議題後,我便深信左翼的理念,希望能做到葛蘭西所指的有機知識份子。透過多年的參與,我明白改變社會並不容易,實際面對的困難重重,但我希望能堅持初衷,抗爭不懈。 從政抱負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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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處理家居檢疫者垃圾指引不清晰 食環清潔工憂播毒風險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政府規定由內地來港的人要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並安排食環署清潔工收集檢疫者的垃圾。有工會反映,署方要求工友把垃圾當家居垃圾處理,而不是當作醫療垃圾,加上工作指引不夠清晰,恐令傳播病毒的風險增加。 本身是大埔區清潔工的政府前線僱員總會主席陳博賢稱,本月初獲科文告知,要到家居隔離者的住所倒垃圾;他向上級查詢工友有何保障,上級遂改派另一支清潔隊負責。他指出,收垃圾的工友會獲發保護衣、面罩等,但署方沒有清晰指引教工友穿戴裝備,若有隔離者確診,工友或會受感染。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主席區邦添指出,署方僅要求工友將隔離者的垃圾當家居垃圾,以普通垃圾袋包裝,再以1比49漂白水消毒,「啲袋都幾易整穿,令垃圾流出」。他促請當局把垃圾列為醫療廢物,以材質較厚的垃圾袋包裹,減低播毒風險。 工黨主席郭永健稱,清潔工在抗疫前線工作,有可能不幸染病,促請政府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可賠償職業病。 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213/s00001/1581587442583/%E3%80%90%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3%80%91%E8%99%95%E7%90%86%E5%AE%B6%E5%B1%85%E6%AA%A2%E7%96%AB%E8%80%85%E5%9E%83%E5%9C%BE%E6%8C%87%E5%BC%95%E4%B8%8D%E6%B8%85%E6%99%B0-%E9%A3%9F%E7%92%B0%E6%B8%85%E6%BD%94%E5%B7%A5%E6%86%82%E6%92%AD%E6%AF%92%E9%A2%A8%E9%9A%AA%E5%A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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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藥物支出嚴重不足 病人只能望藥興嘆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如果不幸罹患癌症的話,相信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惡耗。除了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外,用於治療癌症的開支亦十分龐大。尤其在香港,癌症患者得到的支援更是非常不足。 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癌症致死個案每年平均增加 1.5%,而同期本港的各個主要死因當中,癌症是頭號殺手。在香港所有死亡人數中,因癌症致命者佔 30.5%。公立醫院病人輪候時間不斷增長,以大腸癌病人確診到首次獲得治療時間的九十百分值數為例,便由2015年的69日,僅僅一年後已增至76日。同時,癌症藥物治療的費用驚人,標靶治療便由40萬至240萬不等。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其醫療政策是要致力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的治療,但是嚴重疾病病人的高昂藥費負擔卻一直為人詬病。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額外增撥四億元擴闊藥物名冊,涉及十九種藥物,當中有5類屬癌症藥物由目前的自費藥物類別轉為專用藥物。即便如此,政府亦沒有根本解決病人藥費支出的問題。 2016-17年度,病人經醫管局購買自費藥物的總開支共7.7億。即使有關開支維持不變,扣除政府增撥的4億元,仍有3.7億元的落差。況且,有不少病人因藥價昂貴而望藥興嘆,或經其他途徑購買藥物,因此病人自付藥費的開支更為龐大。另一方面,從公共藥物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而言,2016-17年度香港只有0.28%,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為0.8%,當中加拿大及美國為0.6%,而鄰近的南韓及日本分別為0.8%及1.5%。從上述兩項數字看來,香港在公共藥物的支出遠遠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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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不足 政府規劃失誤是主因

文: 工黨主席 郭永健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投放資源不足,做成醫療資源短缺。社會的基層甚至中產人士假如患上疾病,需要專科診治,便需要輪候數十星期的時間。以港島西聯網的骨科穩定新症為例,病人便要等候166星期! 近期,有意見指出新移民是以上問題的根源。可是,我們只要回顧特區政府種種削減公共資源的惡行,便會知道政府規劃失誤才是問題的主因。 根據2002年政府的人口推算,居港人口會從二零零一年年中的672萬上升至二零三一年年中的872萬,而且未來的人口將持續老化,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二零零一年的11%顯著上升至二零三一年的24%。 可是,政府有人口推算,卻沒有長遠規劃,急於解決財赤而胡亂削減開支,埋下今天社會問題的惡果! 2002年政府為削減三千萬元的薪金支出,推出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令到98 名醫生、863 護士及106名衞生專業職系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醫務化驗員及職業治療師等)離職。 當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黃德祥便表示擔心大批資深的醫生及護士離職,公立醫療服務質素將會下降。當時政府信誓旦旦,聲稱會確保醫護服務不會受過大的影響,藉着重整服務、重行調配在職員工,以及採納其他提供服務的模式,以滿足市民對服務的需求。 同年,時任醫管局主席梁智鴻建議政府削減醫科生,翌年便大減四分一學額,即減少80人,僅餘至250人。即時2012年大幅增加醫科生名額100個,但在培訓需時,做成的斷層已是無可避免。 此外,醫管局轄下醫院的病床數目在2003年至2010年期間減少,至今仍未回復至2003年的水平。自從1999年將軍澳醫院投入服務後,2000年至2012年沒有新醫院落成。即使,北大嶼山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分別於2013年及2017年相繼投入服務,這兩間新的中型醫院只能提供合共700張病床。 這些數字均令人動魄驚心,而醫療只是規劃失誤的一個例子。加上房屋及社會褔利的規劃問題,做成香港的民怨沸騰。可是,如果我們未能認清問題主因,只會讓政府逃脫責任,未能汲取教訓,以歷史為鑑,讓下一代生活更好。 原文刊於2019年4月工盟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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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撥房屋儲備金揭示的問題

今年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預計一八/一九年度盈餘為五百八十七億元,而且未來五年均有盈餘。由此看來,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可是,如果未來四年扣除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未來四年中將會有三年錄得赤字,包括二一/二二年度及二二/二三年度將會錄得逾一百五十億元的赤字。   雖然,相對今年預計的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億財政儲備,一百多億的赤字根本不算甚麼,而對於過往十多年來保守的《財政預算案》,增加經常開支,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更是刻不容緩。但是,從設立及取消房屋儲備金的做法,以及去屆及今屆政府制訂的《預算案》的差別,便可看到政府財政思維的改變與不變,及其本質。 官僚玩弄數字 掩蓋盈餘減少   二○一四年十二月,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將二○一四年政府財政儲備的全部投資收益(約為二百七十億港元)撥入新設立的「房屋儲備金」,並由金管局負責投資。曾俊華指「房屋儲備金」及其累積投資收益,將用以支持公營房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基建配套。   曾俊華此舉的效果便是令到政府帳面的收入減少,以致盈餘及累積的財政儲備減少。工黨當時便質疑成立房屋儲備金只為當時高達九百一十三億的盈餘「泄洪」,因為隨着當時房委會即將出售居屋,財政狀況有所改善。此外,曾俊華此舉亦有違《公共財政條例》及相關的立法會決議,即所有投資收益須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帳目的貸項。   曾俊華向來被抨為守財奴,與時任特首梁振英增加公共開支的財政思維格格不入。曾俊華當時推出的「0-1-1」節省資源方案、應付財政赤字為由成立的「未來基金」,及成立房屋儲備金,均為限制梁振英增加開支的幅度。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便提出「理財新哲學」,任志剛更為此鳴鑼開道。去年財政預算便提出經常開支增加百分之十一點八,今年則增加百分之九,兩年均高於曾俊華任內任何一年增幅。未來五年的經常開支平均增加百分之六點九二,用作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則平均增加百分之十點九九,公共開支則平均為百分之六點八八。在未來較高的開支增長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理解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房屋儲備金獨立於財政儲備之外,未能全面反映政府財政狀況。因此,我會將房屋儲備金回撥到財政儲備」為名,實際上把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掩蓋盈餘的減少。房屋儲備金的作用便吊詭地由限制政府開支,變為放寬開支增長的空間,應該是曾俊華所始料不及。 偏重基建 沒有增加資助服務   雖然政府的財政思維由限制開支增長改變為放寬開支增長,但沒有改變的仍然是着重基建,以及市場主導,拒絕增加政府或資助機構提供的服務,作出長遠的規劃及承擔。未來五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平均每年一千二百零六億,佔政府開支百分之十七點三。此外,林鄭所增加的經常開支,都是以現金褔利及市場主導為主,包括設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推出院舍券及增加買位院舍名額等,但由政府增加的資助服務項目及名額卻少之又少,任由市場上缺乏監管的服務主導。   總結而言,公共服務一直緊絀的情況下,增加公共開支實在是應有之舉。可是,無論是曾俊華及林鄭月娥,均以其嫻熟的官僚手段玩弄數字,掩飾香港的財政狀況,讓香港人未能決定自己的庫房如何使用。加上公共開支偏重基建,以及開支的增長不等於政府有長遠的承擔,未能使香港社會應對未來挑戰,香港人真正得以受惠。 郭永健 工黨主席 (原刊於星島日報 2019-03-08 工字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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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藥於民 訂定真正癌症策略

  每個香港人,不論貧富,都有機會癌症,即使權貴高官亦不例外。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及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劉吳惠蘭便曾患上腸癌。有傳媒報道,腸癌的標靶藥每月花費兩、三萬元,整個療程連同其他開支便共花費了八十多萬。當然,八十多萬對於高官而言,可能仍然能夠負擔,但對大部分中產及基層市民而言,需要傾家蕩產來治病。 140億足夠十年藥費開支   林鄭月娥自詡有理財新思維,但對癌症病人卻沒有任何着墨。《財政預算案》繼續「還富於富」,較上年更多派一百四十億元給最富有的階層。根據工黨「蒲公英藥物基金」的倡議,每年要求增加癌症藥物的開支約七億,計及藥費增加,一百四十億元足夠十年以上的藥費開支。同樣,薪俸稅調整稅階及減稅,令到政府每年少收四十億元。每年四十億元完全可以涵蓋病人所有藥物需要。如果要中產在節省薪俸稅款,及得到全面的醫療及藥物保障兩者之間選擇,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後者。工黨要求政府「還藥於民」!   事實上,現時不少癌症藥物均需要自費。即使受到關愛基金資助,除了符合資產及入息審查,並按此分擔藥費外,在適應症方面更有多個限制。有卵巢癌的病人表示,她在癌症復發時,標靶藥不獲資助,因為資助對象只是首次患卵巢癌的病人,但荒謬的是,醫生卻沒有在她首次患癌時,建議她使用標靶藥。 英格蘭資助新藥成效顯著   醫管局曾以香港的醫療制度,與推行社會保險的地區不能直接比較,但同樣以稅收為本的融資制度的英格蘭,便於二○一六年七月革新其癌症藥物評審及資助機制,讓病人可盡早受惠於癌症新藥,加快評審程序,如國家醫療標準機構初步建議將某項癌症新藥,納入國民保健署資助藥物範圍或癌症藥物基金資助範圍,當局即可為有關藥物提供臨時資助。英格蘭國民保署在二○一六/二○一七年度及二○一七/二○一八年度獲額外批撥共兩億五千三百萬英鎊(二十七億港元),以推行最新癌症策略下的新措施。在二○一八/二○一九年度至二○二○/二○二一年度期間,英格蘭國民保健署將獲得共四億八千四百萬英鎊(五十二億港元)的額外撥款。自二○一五年推行最新的癌症策略以來,癌症病人的存活率持續增加,接受癌症檢查的人數亦有所增長,成效顯著。按人口比例推算,香港如果要推行類似的改革,每年只是花費約兩至三億元。   總結而言,在萬億儲備下,政府與其退稅減稅,不如好好利用公共資源,為癌症訂立真正的策略,「還藥於民」,讓所有香港人「有藥有錢醫」,減少無數家庭的悲劇! 郭永健 工黨主席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2018-03-09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郭永健 還藥於民 訂定真正癌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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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 X 反對地產霸權】郭永健︰那天我跑向林鄭的座駕……

2017年11月,向林鄭示威要求撤回公屋封頂論及向基層道歉 原來郭永健跑得很快。 本月1日,工黨副主席郭永健以及多名工黨成員,趁林鄭月娥赴金鐘香格里拉酒店出席酒會時,向林鄭示威,要求林鄭收回「80萬公屋封頂論」及向基層道歉。警察早聞風聲,由太古廣場開始「接送」工黨一眾成員到達示威現場,並在酒店落車區以外十米範圍架起圍欄,將示威者欄住。 林鄭座駕一到,她本人並無立即下車,任由工黨成員呼叫口號,等待警察處理現場情況。郭永健見林鄭無意下車接收請願信,決定突破保安包圍,甩掉拉著他衣角的便衣人員,一支箭拼命跑到林鄭的座駕,甚至欲拉開車門遞信,惟最後亦被三、四名保安及便衣人員拉走。經過數分鐘擾攘下,面無半點表情的林鄭下車進入會場時,不情不願地收下工黨成員塞向她的請願信。警方亦隨即抄下郭永健的資料,說要保留檢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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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徵大額股息稅 重塑稅制公義

文:工黨副主席 郭永健 根據國際樂施會今年初的《99%人的經濟》報告,當中指出現今的資本主義向股東傾斜,股東們在企業利潤中所獲的收益愈來愈高。報告以英國為例,指出「愈來愈多企業巨頭重視短期的股東收益,而不再將利潤重新投放到營運及勞工等長遠增長因素 上,而企業以利潤回饋股東的比例,已從 1970 年佔總利潤的 10%,升至 現時的 70%」,以及「就算如退休基金般的機構投資者, 它們佔有的企業股份也在不斷下降。在英國,退休基金於 30 年前持有全 國企業的 30%股份,但在 2014 年已下降到 3%。」 回到香港,我們面對的情況亦不遑多讓,甚至更為惡劣。除了各富豪以其財團派發大額股息給自己作主要收入外,其股息收入更加無需繳稅。以劉鑾雄家族為例,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度,派發給自己的股息收入為122億元。而鄭裕彤家族、李嘉誠家族及李兆基家族,他們的股息收入分別為108億、69億及62億。 就此,工黨建議政府徵收大額股息稅,凡超越股息免稅額的股息收入,便須計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以免月入兩萬多元的打工仔女,要繳交的稅款,竟可以較李嘉誠多,違反「能者多付」原則。大額股息稅原則如下: 大額股息稅免稅額訂為25 萬元; 當股息納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後,大額股息稅應以薪俸稅或利得稅稅率計算;及 政府可轄免強積金或認可退休保障計劃繳付股息稅,以保障市民的退休收入。 以平均股票息率約2.5%及個人股息免稅額訂為25 萬元計算,即相當於擁有1,000 萬元股票資產的人士,才需要開始繳付股息稅。工黨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股息計算,本地6大財團家族及其控制企業須繳交大額股息稅高達66.63億元,佔香港政府2015至16年年度1.45%的財政收入。 現時差不多所有先進經濟體都有實施股息稅,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台灣、北歐、德國、荷蘭等,並非甚麼洪水猛獸。去年,英國便把不同稅階的股息稅率全面提升,並設置股息免稅額,與工黨建議類同。過往,香港多任財政司,包括祈樂嘉、郭伯偉及夏鼎基亦有考慮開徵股息稅,但因富豪反對而作罷。 不少人反對徵收股息稅,主要理由是雙重徵稅。這質疑只是基於誤解。首先,公司法團和股東是兩個不同的納稅人:倘若公司法團欠交稅款,股東是不用「上身」;而同樣道理,公司法團繳付利得稅,亦不能當作股東已繳交稅款。 近年香港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財團壟斷日益惡化,令現行稅制的不公平性更形突出。工黨將建議開徵大額股息稅,除了希望令稅制更符合「能者多付」原則,亦期望可增加投放在教育、房屋、醫療和福利的資源,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 工黨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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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急症室收費是否對症下藥?

文:郭永健 最近有消息指,醫管局已接近完成收費檢討報告,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要由目前的100元提高至大約220元,理由為公立醫院自2002年推出急症室收費100元之後,至今未調整過,2003年政府資助水平是八成二,現時資助比率已增至九成二。 急症室輪候時間長的問題向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在2011/12年度至2015/16年度間,次緊急及非緊急病人輪候公營急症室服務的平均時間,分別增加31分鐘及27分鐘,達到107分鐘及130分鐘。當中,非緊急病人在基督教聯合醫院輪候時間更長達3.8小時。 單單歸咎病人「濫用」不公道 雖然如此,增加收費能否令求診人數減少,抑或只會增加基層的醫療負擔? 眾所周知,現時所有急症室已實行病人分流制度。病人登記求診時,會被分類為危殆、危急、緊急、次緊急及非緊急來決定獲診治的優先次序。因此,即使急症室非緊急類別的人數眾多,亦不會妨礙緊急病人。 在政府的醫療人手規劃失誤下,今年醫生的短缺為400名,即使到2020年仍有330名的空缺,而護士(普通科)今年的空缺則為100名。而令到情况更惡劣的是,政府鼓勵私家醫院發展,令到醫護人手緊絀的情况雪上加霜。因此,把現時急症室「逼爆」的問題單單歸咎病人「濫用」並不公道。 沒解決門診及夜診不足問題 此外,政府一直沒有妥善解決門診及夜診服務不足的問題。全港74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當中23間設有夜間門診服務,而且診症時間亦只是下午6時至10時。 2015年度每宗普通科門診成本為445元。急症室收費已經14年沒有調整過,現行每個急症的成本,上年度已達到1140元。以2012/13年度全港急症室的次緊急及非緊急的求診數字146萬計算,如果上述病人轉往門診的話,每年將節省公帑約10億元。 加費令基層醫療負擔增加 最後,如果落實加費建議的話,收費增加幅度高達120%,遠高於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34.5%),亦高於同期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升幅(50%)。雖然醫管局有醫療費用減免計劃,但在申請程序繁複下令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卻步。急症室加費既未能解決問題,亦會令基層醫療負擔增加,甚至「有病不敢醫」。 作者是工黨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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