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柱不全 社會不穩-駁斥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的論點

圖:草根行動媒體 文:郭永健(左翼21成員、工黨秘書長)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建議政府慎重考慮設立全民性的老年金後,隨即引來商界、右派經濟學者的反對。本文嘗試以經民聯議員梁君彥的《何苦要全民埋單建「福利危樓」》作為代表文章,就著他們對全民退保的質疑作出駁斥。 1. 全民退保2026赤字,2042乾塘? 經民聯的立法會成員梁君彦撰文指出,「周教授在《報告》中也自承認,計劃到2026年就會出現負數,2042更可能「乾塘」。計劃的基礎毫不扎實,連建議者也沒有信心;假設將來人均壽命增長超出預算,或基金行政費上升,經過乘數效應,赤字更可能遠超想像,隨時變「福利危樓」。」 以上的指控實在是偷換概念,全民退休保障作為預先儲蓄的制度「部份預先儲蓄」(partially pre-funded)的制度,便是在人口老化未到最嚴重時預先儲蓄金錢,到人口老化高峰期時便有足夠金錢運作。俗語而言,便是「好天斬埋落雨柴」。因此,所謂計劃出現負數,只是說明2026年開始步入人口老化,需要支出預先儲蓄的金錢。至於2042年「乾塘」的說法更是誤導,當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只是去到2041,梁君彦難道期待我們需要市民供款,儲蓄大量金錢到2070年嗎?實際上,計劃為未來28年作打算,已有足夠時間在需要的時候調整。此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方案到2041期末有1270億結餘,相信梁君彥大可放心支持巳。 2. 全民退保必定爆煲? 梁君彦在同一篇文章又指:「西方已有不少反面教材,證明全民退保後患無窮」,又以英國、法國及希臘的例子為例子。 事實上,就是因為太多的學者、建制派議員像梁君彥一樣,以所謂的「西方經驗」恫嚇香港人,才需要有客觀嚴謹的研究報告,研究全民退保計劃的可持續性。周永新教授在研究報告的引言,便明確就「對長者 退休生活所能提供的保障、會否拖累香港未來經濟的發展、僱主和僱員 對額外投入資金的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對公共財政加諸的壓力」等影響作出評估,並「為以上各項問題提供科學和客觀的數據。」 根據報告,以政府需要承擔最多開支的,便是設有審查的民建聯及新民黨方案,計劃推行期間每年平均開支分別為48.2億及41億,較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方案34.6億分別高出近四成及兩成。 研究報告亦明言,新民黨或民建聯提出的「三層老年生活保障」方案,令到政府的開支隨著人口老化,相應開支將不斷增加,而且方案的資金全部來自政府,日後市民要求把金額提高,用以改善長者的生活,政府將面對極大群眾壓力。因此,最容易「爆煲」的實在是設有審查、小修小補的方案。 剛辭世的浸大經濟系退休教授曾澍基便明言:「返回香港的現實。決策者後知後覺,外國一些從現收現付轉至强積金為主的經驗,參考意義不大,因為我們的歷史是返過來的。」 實事求事的做法便是如何設計一個適當的全民退保制度度,以預防「界定利益體系可能因為各類因素出現帳目不平衡」的問題。 3. 改革強積金便無需全民退保? 梁君彦又指出:「香港現時退休保障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強積金回報不佳,收費過高;但積金局已着手改革,除已實行半自由行外,亦就成立「核心基金」進行諮詢,提供管理費較低的基金組合,希望能為打工仔省下一筆可觀的管理費。」 梁君彦早前聯同商界大力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機制,現在卻假仁假義地支持改革強積金,「希望能為打工仔省下一筆可觀的管理費」。 即使建議政府把財政盈餘注資強積金的曾澍基教授,亦公開支持全民退休保障,他認為「大部份的勞動力市場都非完美,僱員收入不一定反映其應得工資。此外,幾十年後累積的退休款項及到時的一般生活境况,差不多完全超乎現時個體的控制。」,並指出「此所以,退休面對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只有政府介入才能紓解。現收現付/界定利益屬不可或缺的退保支柱。觀諸歷史,多重的混合機制似乎最為適當。」 最後,面對嚴峻的老年貧窮問題,我們應實事求事,基於研究報告客觀分析的數據討論,共同設立最適合香港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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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評周永新的全民老年金方案

文:郭永健 扶貧委員會早前終於開會討論周永新的全民退保研究報告。周永新團隊除了研究了政黨及民間團體的六個方案外,更提出了自己全民老年金的方案。 初看周永新的方案,實在不得不佩服他的道德勇氣。在香港相當保守、利己主義的社會下,提出如此大膽的方案。我認為該方案的特點如下: 1. 方案的財富再分配效應 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能有助收窄貧富懸殊。 在低收入人士供款的百分比較少之下,養老金的資金需要靠較高入息者能者多付,入息上限高定於月薪12 萬, 較強積金3萬元的上限高出四倍,亦減輕了較高收入組群的累退性。 2. 全民參與 長久以來,香港人都默許公務員享有較優厚的退休褔利,即使不是拿取長俸,政府的公積金供款亦較法定要求及私人機構為高。老年金作為公民身份的權利,而且公務員一般享有較高薪酬的情況下,實在不宜把他們排除。因此,方案包括了領取長俸的公務員及ORSO 的僱員,除了有助基金的投入外,更可彰顯方案的全民性。 可是,要通過上述的方案應該會面對很大的阻力。首先,當月薪12萬元的僱員需要供款2.5%的話,他每月供款的供額便要三千元,與其日後領取的老年金額相同(以現時的價格計算),但在一般退休年期短於工作年期下,僱員將會明顯認為付出的遠較得到的多。此外,僱主一方必定反對。以強積金供款上限為例,根據有關機制,相關的水平亦為3萬5千元,而非只是剛修訂的3萬元水平。現時3萬元的水平本來應在2012年實施,但因為僱主組織以當時剛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如再上調入息水平將會對經營成本帶來影響為理由而拖延。因此,不難想像,僱主必定以加重經營成本為由作出強烈反對。 同樣,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如果需要供款的人士包括公務員的話,政府的財政支出便不止過往提供有關退休的福利開支,更包括政府作為僱主的供款部份。 一般市民一向忽略全民退休保障中的社會保險特色,只是著眼於目前需要的付出多少,及日後領取多少。我將會另文再議全民退保中的社會保險的功能。最後,如果香港是為一個社群或共同體(community)的話,社會保險中各成員平均風險,互惠共責的精神將會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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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退保研究報告押後提交

日前,領導退休保障未來發展小組的港大教授周永新表示,因為「長遠財政計劃」提出的數字較為保守,影響退保方案的收支推算,令各退休保障計劃都面對一定的資源困難,故此需要時間再研究數據,報告需要押後提交。 周永新教授的理由看似有理,但是卻令不少人懷疑政府採取拖字訣,毫不重視退休保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在去年的預算案宣布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並推算未來的收支狀況。周永新教授的研究顧問團隊同樣於去年三月成立。兩者均須就政府的財政收入及有關老人福利支出作出估算。如果兩者有保持溝通,或「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能在報告推出前數月便給予數據給周永新團隊的話,退休研究報告斷無押後提交之理。故此,如果周永新教授並非刻意拖延,便是政府內部行政混亂,互相拉扯,虛耗市民光陰。 此外,雖然「長遠財政計劃」提出的數字較為保守,但相信對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的影響甚少。以「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推算,2041/42年度,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開支便要364億,為現時開支的2.5倍。可是,相對於現時政府以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及老人綜援構成的老人福利制度,全民退休保障在財政上更能持續。 首先,全民退休保障作為一個市民供款的制度,而非現時單靠稅收支付的制度,減少了政府的財政壓力。此外,全民退休保障包括了同代財富再分配、「能者多付」的特點,薪酬較高者需支付更多供款。還有,全民退休保障以一次性撥款成立的基金彌補過往未有供款但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者的財政來源。以上種種的特點,將會大大減少退休保障制度對政府庫房的依賴。 總結而言,周永新教授領導的研究顧問團隊必須以獨立及公正方式作出評估及建議,政府並以此進行諮詢,交待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時間表及路線圖,才能解決香港長者的退休問題及真正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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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秘書長郭永健:咁多錢應使得使

隔牆有耳: 設未來基金 財爺度橋定鐸叔  工黨秘書長郭永健:咁多錢應使得使

蘋果日報 2014-03-08 A20 | 專欄專論 | 隔牆有耳 隔牆有耳: 設未來基金 財爺度橋定鐸叔  工黨秘書長郭永健:咁多錢應使得使 【隔牆對論】 記:《蘋果》記者 郭:工黨秘書長、左翼21成員郭永健 記:如何看小組提出香港恐面臨結構性財赤的警告? 郭:民間團體在七、八年前已提出須以健全退休保障應付人口老化,並盡早作產業轉型及經濟結構轉變應付問題。過往政府不去做,現在卻以推算的數字去說結構性財赤。負責任政府應以政策入手解決問題,而非假設甚麼都不變,「儲起啲到時先使」。 香港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有很多不足,服務及社會投資都不夠,純粹搬數字說要慢慢增長,是不負責任。打破困局有很多可能,如投資教育,就算小組估算正確,財赤最快約十年後出現,這十年難道就「蹺埋雙手唔做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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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券」之名

文:左治 今年的施政報告包含了不少社會福利的措施,當中新增的措施有推出3 000張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以應付嚴重不足的資助院舍服務。相比這3000張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實際由政府出資興建的只有2000個資助安老宿位。 事實上,現時不少政府的政策措施均以「券」的形式推出,單單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就有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長者醫療券、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及學前教育學券等。當中較為人熟悉的學前教育學券為人垢病,包括教育界便指出「學券制企圖用消費市場的淘汰力量發展幼兒教育,實踐過程當中衍生了不少矛盾,甚至構成幼兒教育提昇質素的障礙。」此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在去年九月推行,原定發出的一千二百張服務券,只有七百多名長者參與,參與率偏低。除了以上用「券」的形式來推行「錢跟人走」的方法外,政府更透過「私院買位」、「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方法把社福、教育服務推向市場甚至是境外地區,而本地資助安老宿位只有少量增加,資助大專學額更是沒有增長。 政府把公共服務「市場化」、「外判化」,只會把責任同時外判化,服務的質素難以監察,未能照顧市民的需要。同時,市場化並不代表能節省政府資源,外判的成本並不比不外判為低。外判化只會讓私人市場從政府的資助謀取不合理利潤,並壓抑員工工資、犠牲服務的質素,讓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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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00億經常開支,真的很多嗎?

文:左治 梁振英最近公布新一年的施政報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當中新增的政策措施將會新增約200億的經常開支,隨即引起部份人抨擊有違財政紀律,令香港公共財政難以持續。但是,增加200億的經常開支又是否很多,是否政府不能負擔? 近年,派糖已幾近成為財政預算案的指定動作,曾俊華上任財政司以來,從2008年度至2013年度,每年非經常性開支由131億至540億不等,共花了1678億,平均每年336億,較2003年度至2008年度的51億多出了285億。這些非經常開支為一次性措施,即俗語所謂的派糖措施。 派糖措施大多欠缺針對性,又以退稅、退差餉、免租等現金援助的形式推行,成效難及上需動用經常開支、有明確對象的福利援助及政府服務。如果以200億的經常開支代替每年平均336億的派糖措施,豈不是更為可取。 此外,政府從2003至2004年度起,連續3年減少經常開支,由1,980億元,下降至1,900億元。可是,經常開支又沒有隨政府收入的增長同步上升,做成目前有6700億財政盈餘的狀況。同時,200億只佔本地生產總值18898億(2012年數字)的1.05%。 還有,經濟學上政府支出將會帶來乘數效應,以及增加的措施多數惠及基層,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較中上層高,因此政府增加經常性開支帶來的乘數效應將會較退稅及退差餉為高,更能為經濟帶來好處。 最後,雖然施政報告看似增加了不小的經常開支,但當中除了低收入家庭補貼外,其餘都是修修補補的措施,距離民間社會一直爭取的訴求還相差很遠,如15年免費教育、增加大專資助學額及增加殘疾人士服務名額等。因此,政府的經常開支實在有增加的必要,並需著手建立更公平的稅制,讓香港的財政更有持續性及乎合公義原則。 原刊於左翼21網站,以筆名《左治》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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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共援助制度1959年也不如

文 : 左治 終審法院今日頒下判詞,宣布申領綜援要居港滿7年的要求違憲。判詞中提及了公共援助(Public Assistance)的居港要求的變遷,當中的變化及背後的理據令人省思。 在判詞中的C.2部份(”The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ce requirement”)中第11段至第16段指出,香港社會福利部門(Social Welfare Office)早於1948年成立,為來自內地的難民提供有限的實物援助,主要為熟食。及後,隨著福利援助發展,政府訂立了領取公共援助的資格為需居港10年。到了1958年,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成立,並在1959年把居港期限縮短至5年。 到了1967年,政府跨部門的工作組在有關報告指出公共援助的不足,行政會議在1970年的備忘錄指出當時的公共援助水平太低,沒有考慮住戶的基本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或殘疾家庭成員的特別需要。該備忘錄提出香港達到的發展階段應有一個更開明的政策,更符合窮人的需要。(“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now reached by Hong Kong justifies a more liberal policy, and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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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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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租務管制 確保市民租住權利

原刊於信博:http://forum.hkej.com/node/107520 隨著經濟蓬勃、全球的量化寬鬆及內地資本的影響,香港的樓價如脫繮野馬。不少有住屋需要的市民在未能置業的情況下,只好轉買為租,令到租金水平上升。同時,政府分別在1998年及2004年全面撤銷《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中的租金管制及租住權的保障,令香港的租客的議價水平均處於弱勢,業主可以輕易大幅加租。(1) 自2009年起,整體的租金水平不斷上升,租金指數由100.4上升至142.6,而A 類單位即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的租金指數,更由09年102上升至149.6,高於整體租金水平升幅。 工黨在其政策綱領便指出「土地是市民共同擁有的寶貴資源,土地使用應以保障市民安居樂業為先,土地和物業的商品價值,不應凌駕市民的居住權利。體現居住權利並不一定需要置業,政府須同樣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住權利。」 最近,不少民間團體均在爭取重新設立租務管制,用來防止業主大幅加租和任意中止租約,以確保市民租住的權利。可是,不少學者均聞聲反對,認為認為為租金水平設定上限為一種價格管制,只會扭曲市場及造成非價格的競爭,損害市場的效率。 持此一論點的學者單純把租住的市場簡單視為一個完全競爭(Perfectly Competitive)的市場,而沒有考慮租住市場的不完全競爭(Imperferctly Competitve)的特性。經濟學家Pascal Raess及Thomas von Ungern-Sternberg(2002)便指出,租住市場包括了以下不完全競爭的特性,如產品的差異性(Product Heterogeneity)、搜尋成本(Search Cost)、轉移成本 (Switching Cost)及 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等(2)。況且,反對者所指的通常為第一代的租管而非第二代租管,前者著重租金水平的管制,後者則針對租住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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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overty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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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與收入分配

上星期六(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過往幾日,公眾的討論均圍繞政府會否推出相應的福利措施來減低貧窮人口,政府亦回應「貧窮線不會衍生福利主義」等。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前者我們可以視之為社會初次分配的情況,後者可視之為二次分配後的成效。初次分配意指勞動者出賣勞力所得的薪酬、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及資本或土地擁有者所得的租值在。二次分配即是政府經各樣稅項、福利的政策,把社會上的財富重新分配。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對於初次分配,即使政府不斷強調香港市民應自力更生,不要依賴社會資源,但殘酷的事實是,香港的在職貧窮情況嚴重,政府在《報告》中亦不得不承認。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分別 54萬貧窮戶中的38﹪及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 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雖然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但假如政府能改善初次分配的情況,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增幅高於中位數的增幅, 即使社會上所有住戶的收入有所增長使中位數以及貧窮線增加, 貧窮人口亦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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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與商界利益

昨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特首梁振英將之形容為香港扶貧的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政府在減貧和防貧責無旁貸。可是,對於貧窮作為社會問題的現狀,兩者分別指出「滅貧是不可能」及「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因此在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 政府欠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關於前者,梁振英認為「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的事實,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要完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亦不應該是我們的政策目標。」財富差異與貧窮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等同,存在財富差異並不必然代表著較低收入的人士必然陷入貧困。在財富差異較小的社會中,可以是不少人均可享有尊嚴滿足的生活,收入較豐者則享有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先不論應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連貧窮問題亦沒有解決的決心的話,政府設立貧窮線的動機只會令人認為是舒緩矛盾而已。 至於林鄭月娥認為統計學一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一說更是荒謬。如果貧窮線以下的為之貧窮,假設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變,只要把他們的入息提升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上,統計上便沒有任何貧窮人口。以2012年一人住戶為3,600元的貧窮線為例,只要所有入息在3600元以下的住戶增加入息至3600元至7200元,中位數仍舊為7200元,但在中位數的一半即3600元以下便沒有存在任何住戶,即貧窮住戶為零。即使中位數有所上升,只要貧窮線下的住戶收入增幅大於中位數的升幅,貧窮人口便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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