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元乘車優惠 政府應先檢討才放寬

文:工黨主席郭永健 近日,政府宣佈放寬「兩元乘車優惠」,把合資格長者的年齡由65歳下調至60歲,讓60萬的60至64歲長者受惠,涉及約17億元開支,較本年度多2.5億,增加14.7%。過往,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質疑計劃遭到濫用,而且輸送利益予交通承辦商。可是,政府在未完成檢討下便推出上述措施,做法令人質疑。 首先,去年年初,大家尚記得政府強行把申領長者綜援年齡由60歲上調至65歲,當時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便說長者定義已落後於全世界,並說「當大家都120歲,60歲的人便是中年」。言猶在耳,為何今日政府打倒昨日的我,把「兩元乘車優惠」的長者年下調?如果政府改弦更張的話,便應立即恢復綜援長者的年齡為60歲。 此外,現在「兩元乘車優惠」的開支年年增加,補貼給各營辦商的金額由2012-13年度的3億元增加至2018-19年度的13億元,平均每年增幅為24%。政府在未有檢討計劃,以及要求交通工具營辦商承擔社會責任,負責部份的補貼,便貿然擴大資助對象,繼續輸送利益予大財團。實際上,每一班次交通工具的主要成本在於其固定成本,即是其燃油費、機械的損耗,一架載滿乘客的巴士與一架空無一人的巴士的總成本相差無幾,因此每增加一個乘客的邊際成本極之低微,最多可能會多些垃圾、椅子多些磨損及消耗多一點的燃油。故此,即使兩元優惠由巴士公司提供,亦不會增加其成本,而需要政府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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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全面動物保護法 保障動物權益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推算一六年,全港共有六十八點一六萬隻家養動物(魚類除外),當中寵物狗貓的數量便由○五年至一六年的十一年間,由約二十九萬隻增至約五十一萬隻,增幅達七成六。另外,遭人遺棄而在社區生活及繁衍的社區動物,單單是漁農署在一三至一七年捕獲的便累計有三萬隻。此外,還有每日平均約四千隻活豬、一點四萬隻活家禽及不計其數的魚類。還有,在香港不同鄉村亦有逾千隻的水牛及逾百隻黃牛,以及不少賽馬用途的馬匹及在公園展示的動物。 從以上數字可見,動物就在我們的社區當中,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相信不少人認同,動物有感知快樂與痛苦的能力,有些甚至具有相當的智能。因此,人類無法忽視動物的處境。亦因如此,世界各地包括歐洲、英國、美國、紐西蘭、澳洲及台灣均已將「良好動物福利」納入法例當中。 規管應有福利 加強虐畜罰則 相反香港保障動物的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已經是早於一九三五年按照一九一一年英國動物保護法制訂,多年來未有檢討。法例只注重規管動物受到痛楚和傷害的情況,未能促動物褔利,確保動物的陪伴、充足的食物及食水、適當的遊戲及探索、讓動物活得有活力及感到滿足等等有形及無形的需要。正因如此,社會不少人一直要求訂立《動物保護法》,全面規管動物應有的褔利,以及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 一○年,香港大學發表對動物福利法例、長達一百八十頁的檢討報告,凸顯了香港陳舊的動物保護法的不足之處,並根據國際準則和慣例,建議改用更人道的做法。撰寫報告的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副教授韋凱雯(Ms Amanda Whitfort)便指出:「香港的法例陳舊且零碎,既難查閱亦難明瞭,因此難以執行。」 在此情況下,漁農署終於在今年一九年四月提出循三個方向修改《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一,政府建議向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施加「謹慎責任」,要求他們妥善照顧動物的福利,制訂如何妥善照顧動物福利需求的實務守則,並以改善通知書及罰則作規管。 第二,政府建議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以及法院可暫時或永久取消因殘酷對待動物而被定罪的人士飼養動物的資格。 第三,政府建議執法人員在危急時有進入處所拯救動物和檢取動物的權力,加強保護動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雖然修例的方向回應了部分民間的訴求,但仍然有欠全面,只是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框架內作有限的修補,與英國以《動物福祉法令》取代舊有的《一九一一年保護動物法令》,或澳門在一六年訂立《動物保護法》的做法大相逕庭。因此,香港有關動物保護及管理的法例仍舊散落在不同的法例裏,除了《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還有《動物羈留所條例》、《貓狗條例》、《狂犬病條例》及《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條例》等。此外,法例是否適用於馬會及海洋公園等公共機構亦屬疑問。眾所周知,不少動物及馬匹均沒有受到以上機構的妥善對待,完全違反「謹慎責任」的標準。有人曾在諮詢會向漁護署發問,漁護署竟回答馬會有自己的機制及獸醫去保證馬匹的福利。 最後,引用支持動物權益的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詰問:「動物自身沒有能力要求解放,沒有能力用投票、示威或者抵制的手段反抗自己的處境。人類才有力量繼續壓逼其他物種……我們是應該延續人類暴政,證明道德若是與自身利益衝突就毫無意義?」香港人的選擇應該是否定吧。 郭永健工黨主席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 2019-07-12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郭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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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自以為是 扶貧政策千瘡百孔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去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數據以來新高,即平均每五個港人就有一個是屬貧窮人口。而當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長者貧窮方面, 2017年的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較2016年下跌1.1%,下跌至30.5%,重回2013年水平。但政府報告中提到,「兒童貧窮率上升0.3百分點,抵銷了長者貧窮率下跌的正面影響。」 上述數字都說明了香港的貧窮狀況改善有限。可是,政府會否因此而投放更多資源?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一篇網誌——「貧窮統計數字知多少」,我們或許能了解局長怎樣看貧窮數字。 從貧窮數字來說,我們有100萬的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有137.7萬。可是,局長在網誌說大家應該睇101萬嘅職貧窮人口,而138萬只是關於政策介入前的數字,說到好像不太重要。但問題就是政府的扶貧政策是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抑或只是一個第二次分配的政策?是否即使初次分配政策的失敗,任由130萬嘅數字上升到去200萬都不重要呢?其實政府對於初次分配是有角色的,包括最低工資的改善,令初次分配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數字降低呢?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佔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之列。況且,勞工議價能力亦都十分影響這個數字,集體談判權何時才有? 第二,貧窮線的總差是209億,局長指出有意見指如果政府投放209億,便可以消滅貧窮人口,完全滅貧。但是,局長並不同意。他認為如果人人不工作,都可以領取住戶收入中位數,便沒有誘因去工作,而且要派更多錢出來。邏輯上成立,但問題是否這樣咬文嚼字?其實大家說的是這個差距,以及政府要有幾多力度,去量化要多少錢。未必是209億,可能是300億,可能是400億。但問題就是從政策來說,不是要政府放209億便算,而是檢視現時的政策或者更多政策增加咗扶貧力度,亦都做到勞者多得呢?在職家庭津貼便反映了並不如此,現在的審查資格十分嚴苛,津貼又少,勤力工作的人可以怎樣滅貧呢?而且,每個兒童的全額津貼只有一千元,為何不能增加? 第三,局長說如果訂立了減貧目標,就會令政府傾斜了現金津貼,而不是投放於服務。局長說得很動聽,但為何不是兩者都做好呢?為何成為了政府的一個藉口呢?政府的服務是否做得很好?如果政府的服務未來會增加非常多,但現金津貼未必可以增加太多,我想大家都會諒解。但問題是政府服務不足,又不做好現金津貼,憑甚麼說服我們政府有決心去減貧? 總結而言,羅致光局長自以為是的態度,正好反映政府制訂貧窮線,但又對出來的數字充滿質疑,對反映的貧窮問題不以為意。身為前社褔界及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羅致光局長應放下身段,汲取提高長者綜援門檻一事的教訓,切切實實改善香港的褔利政策。 2019年4月2日褔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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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支持收緊長者綜援?

政府計劃將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二月一日起由現時的60歲提高到65歲,引起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反對。可是,林鄭月娥卻在昨日(一月十日)的立法會答問環節中表示,這措施是議員通過財政預算案時批准,「所以我聽到(議員反對)都覺得好驚訝」。 事實上,一般所謂通過財政預算案,正式來說是通過《撥款條例草案》,而草案中只有立法會授權撥款一個該年度的政府開支總額,而款項則按各個總目,包括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及政府機構的開支額作分配。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為例,撥款的總額約為4504 億,而社會褔利署則佔838億。因此,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只是通過撥款的金額及分配方式,並不包括當中涉及的政策措施。 林鄭月娥所指的只是社會褔利署的「總目開支分析」,當中內容提到「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包括「把領 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 歲提高至65 歲」。總目開支分析只是詳細闡述《撥款條例草案》各總目下的不同範疇的開支及有關的政策,方便議員及市民理解撥款的理據。 此外,立法會議員的權限只能削減而不能增加政府的開支。過往,民主派議員便唯有透過削減等於某政府部門的某政策的開支,來討論有關政策。因此,林鄭以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便代表立法會支持某項較細的政策,便是誤導公眾! 2018年2月1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上,便動議擱置將長者綜援年齡收緊至65歲,並全面檢討改善綜援制度。動議最後得到委員會通過。 林鄭月娥2002年擔任社署署長時,便曾向基層開刀,削減綜援金額政策。當時她竟無視反對聲音,更進一步威脅市民,如未能削減開支,則可能要對綜援開支封頂、限制領取綜援期限及收緊申領綜援資格。今天她作為特首,便收緊長者綜援,無視基層長者職場上尋找工作困難,而政府又拒絕就年齡歧視立法的情況。如此為官,林鄭豈不是官到無恥膽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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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地產商囤積土地 符公眾利益

最近社會不少聲音要求以《收回土地條例》(下稱《條例》)收回地產商的囤積土地,可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卻表示,動輒使用《條例》,可能會面臨漫長的司法覆核程序,導致土地無法釋放。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則認同行政長官的說法,並指出如果社會普遍認同公私營合作可能更具效益,由獨立架構制定一套公平、公開及透明的機制,已可釋除公眾對官商勾結的疑慮。 可是,政府動用《條例》是否便會帶來如此大的爭議?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便曾為一百五十四個公共工程項目及市區重建局的項目引用《條例》收回私人土地,當中十三個是公營房屋發展、五十五個是市區重建局的項目、兩個項目涉及新市鎮發展,其他包括興建排水渠、進行修復河道工程和水務工程、興建學校、街市、康樂設施和安老院及鄉村遷置等。 動用《條例》不罕見 從以上數字可見,政府動用《條例》並不罕見,並且是土地發展的最強武器。同時,《條例》帶來的司法爭議是否有非常巨大?過去二十年來,有關的司法覆核的個案只有八宗,且全部未能成功。 雖然反對者指出私有財產權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引用公權徵收私人土地必須小心行事。基本法第一○五條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徵用財產的補償應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可自由兌換,不得無故遲延支付。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條文中的「依法徵用私人和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當中的實行法例便是《條例》,訂明了政府收地的權利及補償的義務。根據條例第3條:「每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可根據本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 此外,條例第九條亦訂明:「除本條例條文另有規定外,不得因根據本條例進行的收地導致任何人蒙受損失或損害而對政府或任何其他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或進行任何訴訟。」因此,過往的司法爭議主要為補償金額的爭議,而非政府有否權力收回土地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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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 X 反對地產霸權】郭永健︰那天我跑向林鄭的座駕……

2017年11月,向林鄭示威要求撤回公屋封頂論及向基層道歉 原來郭永健跑得很快。 本月1日,工黨副主席郭永健以及多名工黨成員,趁林鄭月娥赴金鐘香格里拉酒店出席酒會時,向林鄭示威,要求林鄭收回「80萬公屋封頂論」及向基層道歉。警察早聞風聲,由太古廣場開始「接送」工黨一眾成員到達示威現場,並在酒店落車區以外十米範圍架起圍欄,將示威者欄住。 林鄭座駕一到,她本人並無立即下車,任由工黨成員呼叫口號,等待警察處理現場情況。郭永健見林鄭無意下車接收請願信,決定突破保安包圍,甩掉拉著他衣角的便衣人員,一支箭拼命跑到林鄭的座駕,甚至欲拉開車門遞信,惟最後亦被三、四名保安及便衣人員拉走。經過數分鐘擾攘下,面無半點表情的林鄭下車進入會場時,不情不願地收下工黨成員塞向她的請願信。警方亦隨即抄下郭永健的資料,說要保留檢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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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工聯會如何出賣工人? 

  【撰文:郭永健】 作者為工黨副主席 二十年前,政府在主權移交後的第二周(1997年7月9日),便在臨時立法會提交《1997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把7條在立法局時代通過的法例凍結,當中包括《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及《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當初政府企圖在一次會議上完成條例草案的三讀程序,及後放棄,亦逼使臨時立法會在7月16日便通過凍結有關條例。 政府強硬的做法,除了用來否定及削弱立法局的權力及威嚴外,也顯示出其蔑視勞工權益的態度。除《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外,凍結的法例亦包括了容許工會有更大職權範圍和工作範圍的《1997年職工會(修訂)(第2號)條例》,以及防止歧視職工會會員的《1997年僱傭(修訂)(第4號)條例》。當時在臨立會的工聯會自稱代表工人利益,但竟沒有反抗政府當時的做法,以至香港的打工仔女至今仍缺乏集體談判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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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強積金取消對沖

刊於台灣新社會智庫 文:香港工黨副主席 郭永健 前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自2000年實施以來,其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的抵銷安排(下稱「對沖安排」)一直為人垢病,被指削弱勞工的退休保障。香港不同的勞工團體,一直以來都要求立即取消對沖安排。但在商界強烈反對下,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採取迴避的態度,直至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方在其競選政綱表明處理對沖安排問題。 梁振英原計劃在2014年施政報告提出取消對沖安排的方案,但最後一刻因商界施壓而作罷。直至2017年的《施政報告》,梁振英才提出方案,但因降低僱員權益及增加商界支出,而遭到兩方反對而未能在任內達成共識。 我會在本文中介紹「對沖安排」的歷史背景、勞工界對政府方案的回應,以及未來的政策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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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徵大額股息稅 重塑稅制公義

文:工黨副主席 郭永健 根據國際樂施會今年初的《99%人的經濟》報告,當中指出現今的資本主義向股東傾斜,股東們在企業利潤中所獲的收益愈來愈高。報告以英國為例,指出「愈來愈多企業巨頭重視短期的股東收益,而不再將利潤重新投放到營運及勞工等長遠增長因素 上,而企業以利潤回饋股東的比例,已從 1970 年佔總利潤的 10%,升至 現時的 70%」,以及「就算如退休基金般的機構投資者, 它們佔有的企業股份也在不斷下降。在英國,退休基金於 30 年前持有全 國企業的 30%股份,但在 2014 年已下降到 3%。」 回到香港,我們面對的情況亦不遑多讓,甚至更為惡劣。除了各富豪以其財團派發大額股息給自己作主要收入外,其股息收入更加無需繳稅。以劉鑾雄家族為例,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度,派發給自己的股息收入為122億元。而鄭裕彤家族、李嘉誠家族及李兆基家族,他們的股息收入分別為108億、69億及62億。 就此,工黨建議政府徵收大額股息稅,凡超越股息免稅額的股息收入,便須計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以免月入兩萬多元的打工仔女,要繳交的稅款,竟可以較李嘉誠多,違反「能者多付」原則。大額股息稅原則如下: 大額股息稅免稅額訂為25 萬元; 當股息納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後,大額股息稅應以薪俸稅或利得稅稅率計算;及 政府可轄免強積金或認可退休保障計劃繳付股息稅,以保障市民的退休收入。 以平均股票息率約2.5%及個人股息免稅額訂為25 萬元計算,即相當於擁有1,000 萬元股票資產的人士,才需要開始繳付股息稅。工黨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股息計算,本地6大財團家族及其控制企業須繳交大額股息稅高達66.63億元,佔香港政府2015至16年年度1.45%的財政收入。 現時差不多所有先進經濟體都有實施股息稅,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台灣、北歐、德國、荷蘭等,並非甚麼洪水猛獸。去年,英國便把不同稅階的股息稅率全面提升,並設置股息免稅額,與工黨建議類同。過往,香港多任財政司,包括祈樂嘉、郭伯偉及夏鼎基亦有考慮開徵股息稅,但因富豪反對而作罷。 不少人反對徵收股息稅,主要理由是雙重徵稅。這質疑只是基於誤解。首先,公司法團和股東是兩個不同的納稅人:倘若公司法團欠交稅款,股東是不用「上身」;而同樣道理,公司法團繳付利得稅,亦不能當作股東已繳交稅款。 近年香港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財團壟斷日益惡化,令現行稅制的不公平性更形突出。工黨將建議開徵大額股息稅,除了希望令稅制更符合「能者多付」原則,亦期望可增加投放在教育、房屋、醫療和福利的資源,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 工黨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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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周基利有關全民退保的觀點

周基利教授9月17日於明報撰文--《與社聯同事商榷對全民退保的解說》,內容對全民退保的理念以及成效有所質疑。作為全民退保的支持者,我希望能為全民退保作出以下辯護。 1. 全民退保「劫貧濟富」? 周永新的方案以累進的形式供款,收入愈高者,僱員及僱主供款愈高,而低薪僱員供款負擔甚輕甚至無須供款。在低收入人士供款少而未來退休的回報遠較付出為多的時候,又怎能說方案是「劫貧濟富」?雖然一百幾十元對低收入在職人士來說並非小數目,但假如他們退休後不願領取綜緩或入息資產略高於綜援要求的限額,他們只能「死慳死抵」、撙節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支出。 而有關所謂僱主納稅成為僱員內涵工資的一部分,即使僱主把有關稅款轉嫁,但根據工資彈性,僱主並不能完全轉嫁有關稅款,否則僱主過往亦不用反對增加強積金的供款上限。當僱主聘用更多工人或以較高薪酬聘用工人,所需繳納的稅款亦較高。 2. 需審查的退休制度沒有道德風險? 在探討有關道德風險及鼓勵儲蓄方面,我們需要仔細研究對不同階層的影響,以免雙方不能對話。誠如周基利教授所言,對於收入較高的人士,他們的確大部份不會預期自己退休時會申領綜援或長津。但是,當一些中下層的市民,他們預期自己退休後資產只是略高於綜援或長津的限額,便會減低儲蓄的意欲,甚至轉移部份資產,以符有關申請資格。在長生津推出之初便有轉移資產的爭議。 至於有能力的在職人士到退休後申領全民退保,他們或者會因而減少為退休儲蓄的金額,但是他們同樣有作出供款。這樣並不會導致綜援申領人數增加,以及全民退保作為權利,並不見得這樣為「道德風險」,而實際上亦見不到有甚麼社會問題。 3. 敬老傳統薄弱及供養父母的金額減少 相信對很多子女來說,如果能力所及的話,必定希望能多給「家用」予父母。可是,在香港住屋、交通、子女教育各樣生活壓力沉重之下,如果全民老年金能紓緩子女供養父母的壓力,中下層家庭的子女或會相應減少「家用」,以用來紓緩生活上其他方面壓力,相信不少父母亦會理解。減少家用並非由於「敬老傳統薄弱」,實在是出於生活壓力沉重。 4. 全民老年金是扶貧計劃? 周永新曾指出全民老年金不是扶貧措施,而是「為每位長者『打底』,提供穩定收入來源,並不是扶貧措施,中產人士的得益一樣很大。」因此,周基利教授實際上把「確保所有長者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及「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生活障」混為一談。 兩者都是為了讓長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前者是所有長者都能享有,而中產或富裕的長者可透過強積金或個人儲蓄有更好的退休生活,而後者只是確保基層長者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前者是公民權利,後者是福利及扶貧措施。 總結而言,包括全民退保的多條支柱的保障制度,才能讓市民克服各樣退休面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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