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藥物支出嚴重不足 病人只能望藥興嘆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如果不幸罹患癌症的話,相信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惡耗。除了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外,用於治療癌症的開支亦十分龐大。尤其在香港,癌症患者得到的支援更是非常不足。

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癌症致死個案每年平均增加 1.5%,而同期本港的各個主要死因當中,癌症是頭號殺手。在香港所有死亡人數中,因癌症致命者佔 30.5%。公立醫院病人輪候時間不斷增長,以大腸癌病人確診到首次獲得治療時間的九十百分值數為例,便由2015年的69日,僅僅一年後已增至76日。同時,癌症藥物治療的費用驚人,標靶治療便由40萬至240萬不等。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其醫療政策是要致力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的治療,但是嚴重疾病病人的高昂藥費負擔卻一直為人詬病。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額外增撥四億元擴闊藥物名冊,涉及十九種藥物,當中有5類屬癌症藥物由目前的自費藥物類別轉為專用藥物。即便如此,政府亦沒有根本解決病人藥費支出的問題。

2016-17年度,病人經醫管局購買自費藥物的總開支共7.7億。即使有關開支維持不變,扣除政府增撥的4億元,仍有3.7億元的落差。況且,有不少病人因藥價昂貴而望藥興嘆,或經其他途徑購買藥物,因此病人自付藥費的開支更為龐大。另一方面,從公共藥物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而言,2016-17年度香港只有0.28%,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為0.8%,當中加拿大及美國為0.6%,而鄰近的南韓及日本分別為0.8%及1.5%。從上述兩項數字看來,香港在公共藥物的支出遠遠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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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賣地支持填海 怎能解決房屋問題

先旨聲明,我反對明日大嶼計劃,認為收回閒置軍營、地產商囤積及不能復修的農地和粉嶺高球場,是更為可取的方法。可是對於明日大嶼計劃,我認為我們應抽絲剝繭分析,才能更有力地駁斥政府論點。

就「明日大嶼規劃及工程」的成本和收益,政府文件以測量師學會的估算為理據,假設平均土地價值每平方呎1萬至1.2萬元,私樓住宅賣地收益可高達6300億至7560億元,加上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至3870億元,將有約萬億元收入,足以應付政府估計的總工程造價6240億元。表面看來,賣地給地產商似乎無可避免,否則財務上工程的支出無法回本。可是,地產商發展了私樓後,又能否如地產界所言,增加私樓供應後令樓價下降,港人從此安居樂業?相信很少港人會如此天真。

明日大嶼私樓全改建居屋 仍可應付支出

既然私樓價格難以負擔,往後的二手市場流轉,亦未能聚焦解決住屋需要。因此有不少意見指出,政府應大幅提升公屋/居屋的比例。如果進取地設想,把所有私樓用地改為興建資助房屋,又能否應付工程成本?

根據測量師學會估算的假設,私樓單位面積為75平方米,而公屋/居屋的則為50平方米,如果把私樓單位轉換為居屋單位,則可大增單位數目。採取估算單位數量的中間數計算,便由61,500個私樓單位,改變為92,250個居屋單位。以預計今年5月推出的將軍澳雍明苑的平均呎價7509元計算,假設實用率為八成,50平方米(538平方呎)的單位,每個售價為323萬元。以今年度居屋每個單位平均成本82萬元計算,減去成本後,每個單位政府淨收益為241萬元。原有的預計43,050個居屋單位,加上私樓轉為居屋的92,250個單位,合共有135,300個單位,總淨收益為2226億元。連同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元,可應付工程造價6240億元。

當然,以上計算尚未包括樓價下滑、工程超支等情况。但上述計算旨在指出,現有明日大嶼的發展模式不能解決房屋問題,而是繼續地產霸權,政府及發展商合謀,瓜分土地發展收益。政府得到每呎過萬元的地價收入,而發展商得到可觀的賣樓利潤。相反,由政府提供資助房屋,不單財務上能夠應付工程造價,更能完完全全惠及有住屋需要的市民。居屋白表申請人的入息上限,已涵蓋八成的住戶數目,而大量增加居屋數目,亦能夠遏止私樓樓價。

總結而言,林鄭月娥及政府官員以基層住屋需要為理由,推行大面積填海,但實際上卻未有以大部分港人的住屋需要為重。明日大嶼延續的只是地產霸權及進一步的中港融合。

2019年4月3日 刊登於明報

羅致光自以為是 扶貧政策千瘡百孔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去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數據以來新高,即平均每五個港人就有一個是屬貧窮人口。而當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長者貧窮方面, 2017年的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較2016年下跌1.1%,下跌至30.5%,重回2013年水平。但政府報告中提到,「兒童貧窮率上升0.3百分點,抵銷了長者貧窮率下跌的正面影響。」

上述數字都說明了香港的貧窮狀況改善有限。可是,政府會否因此而投放更多資源?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一篇網誌——「貧窮統計數字知多少」,我們或許能了解局長怎樣看貧窮數字。

從貧窮數字來說,我們有100萬的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有137.7萬。可是,局長在網誌說大家應該睇101萬嘅職貧窮人口,而138萬只是關於政策介入前的數字,說到好像不太重要。但問題就是政府的扶貧政策是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抑或只是一個第二次分配的政策?是否即使初次分配政策的失敗,任由130萬嘅數字上升到去200萬都不重要呢?其實政府對於初次分配是有角色的,包括最低工資的改善,令初次分配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數字降低呢?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佔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之列。況且,勞工議價能力亦都十分影響這個數字,集體談判權何時才有?

第二,貧窮線的總差是209億,局長指出有意見指如果政府投放209億,便可以消滅貧窮人口,完全滅貧。但是,局長並不同意。他認為如果人人不工作,都可以領取住戶收入中位數,便沒有誘因去工作,而且要派更多錢出來。邏輯上成立,但問題是否這樣咬文嚼字?其實大家說的是這個差距,以及政府要有幾多力度,去量化要多少錢。未必是209億,可能是300億,可能是400億。但問題就是從政策來說,不是要政府放209億便算,而是檢視現時的政策或者更多政策增加咗扶貧力度,亦都做到勞者多得呢?在職家庭津貼便反映了並不如此,現在的審查資格十分嚴苛,津貼又少,勤力工作的人可以怎樣滅貧呢?而且,每個兒童的全額津貼只有一千元,為何不能增加?

第三,局長說如果訂立了減貧目標,就會令政府傾斜了現金津貼,而不是投放於服務。局長說得很動聽,但為何不是兩者都做好呢?為何成為了政府的一個藉口呢?政府的服務是否做得很好?如果政府的服務未來會增加非常多,但現金津貼未必可以增加太多,我想大家都會諒解。但問題是政府服務不足,又不做好現金津貼,憑甚麼說服我們政府有決心去減貧?

總結而言,羅致光局長自以為是的態度,正好反映政府制訂貧窮線,但又對出來的數字充滿質疑,對反映的貧窮問題不以為意。身為前社褔界及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羅致光局長應放下身段,汲取提高長者綜援門檻一事的教訓,切切實實改善香港的褔利政策。

2019年4月2日褔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的發言

醫療服務不足 政府規劃失誤是主因

文: 工黨主席 郭永健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投放資源不足,做成醫療資源短缺。社會的基層甚至中產人士假如患上疾病,需要專科診治,便需要輪候數十星期的時間。以港島西聯網的骨科穩定新症為例,病人便要等候166星期!

近期,有意見指出新移民是以上問題的根源。可是,我們只要回顧特區政府種種削減公共資源的惡行,便會知道政府規劃失誤才是問題的主因。

根據2002年政府的人口推算,居港人口會從二零零一年年中的672萬上升至二零三一年年中的872萬,而且未來的人口將持續老化,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二零零一年的11%顯著上升至二零三一年的24%。

可是,政府有人口推算,卻沒有長遠規劃,急於解決財赤而胡亂削減開支,埋下今天社會問題的惡果!

2002年政府為削減三千萬元的薪金支出,推出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令到98 名醫生、863 護士及106名衞生專業職系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醫務化驗員及職業治療師等)離職。

當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黃德祥便表示擔心大批資深的醫生及護士離職,公立醫療服務質素將會下降。當時政府信誓旦旦,聲稱會確保醫護服務不會受過大的影響,藉着重整服務、重行調配在職員工,以及採納其他提供服務的模式,以滿足市民對服務的需求。

同年,時任醫管局主席梁智鴻建議政府削減醫科生,翌年便大減四分一學額,即減少80人,僅餘至250人。即時2012年大幅增加醫科生名額100個,但在培訓需時,做成的斷層已是無可避免。

此外,醫管局轄下醫院的病床數目在2003年至2010年期間減少,至今仍未回復至2003年的水平。自從1999年將軍澳醫院投入服務後,2000年至2012年沒有新醫院落成。即使,北大嶼山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分別於2013年及2017年相繼投入服務,這兩間新的中型醫院只能提供合共700張病床。

這些數字均令人動魄驚心,而醫療只是規劃失誤的一個例子。加上房屋及社會褔利的規劃問題,做成香港的民怨沸騰。可是,如果我們未能認清問題主因,只會讓政府逃脫責任,未能汲取教訓,以歷史為鑑,讓下一代生活更好。

原文刊於2019年4月工盟團結報

回撥房屋儲備金揭示的問題

今年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預計一八/一九年度盈餘為五百八十七億元,而且未來五年均有盈餘。由此看來,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可是,如果未來四年扣除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未來四年中將會有三年錄得赤字,包括二一/二二年度及二二/二三年度將會錄得逾一百五十億元的赤字。

  雖然,相對今年預計的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億財政儲備,一百多億的赤字根本不算甚麼,而對於過往十多年來保守的《財政預算案》,增加經常開支,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更是刻不容緩。但是,從設立及取消房屋儲備金的做法,以及去屆及今屆政府制訂的《預算案》的差別,便可看到政府財政思維的改變與不變,及其本質。

官僚玩弄數字 掩蓋盈餘減少

  二○一四年十二月,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將二○一四年政府財政儲備的全部投資收益(約為二百七十億港元)撥入新設立的「房屋儲備金」,並由金管局負責投資。曾俊華指「房屋儲備金」及其累積投資收益,將用以支持公營房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基建配套。

  曾俊華此舉的效果便是令到政府帳面的收入減少,以致盈餘及累積的財政儲備減少。工黨當時便質疑成立房屋儲備金只為當時高達九百一十三億的盈餘「泄洪」,因為隨着當時房委會即將出售居屋,財政狀況有所改善。此外,曾俊華此舉亦有違《公共財政條例》及相關的立法會決議,即所有投資收益須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帳目的貸項。

  曾俊華向來被抨為守財奴,與時任特首梁振英增加公共開支的財政思維格格不入。曾俊華當時推出的「0-1-1」節省資源方案、應付財政赤字為由成立的「未來基金」,及成立房屋儲備金,均為限制梁振英增加開支的幅度。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便提出「理財新哲學」,任志剛更為此鳴鑼開道。去年財政預算便提出經常開支增加百分之十一點八,今年則增加百分之九,兩年均高於曾俊華任內任何一年增幅。未來五年的經常開支平均增加百分之六點九二,用作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則平均增加百分之十點九九,公共開支則平均為百分之六點八八。在未來較高的開支增長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理解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房屋儲備金獨立於財政儲備之外,未能全面反映政府財政狀況。因此,我會將房屋儲備金回撥到財政儲備」為名,實際上把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掩蓋盈餘的減少。房屋儲備金的作用便吊詭地由限制政府開支,變為放寬開支增長的空間,應該是曾俊華所始料不及。

偏重基建 沒有增加資助服務

  雖然政府的財政思維由限制開支增長改變為放寬開支增長,但沒有改變的仍然是着重基建,以及市場主導,拒絕增加政府或資助機構提供的服務,作出長遠的規劃及承擔。未來五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平均每年一千二百零六億,佔政府開支百分之十七點三。此外,林鄭所增加的經常開支,都是以現金褔利及市場主導為主,包括設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推出院舍券及增加買位院舍名額等,但由政府增加的資助服務項目及名額卻少之又少,任由市場上缺乏監管的服務主導。

  總結而言,公共服務一直緊絀的情況下,增加公共開支實在是應有之舉。可是,無論是曾俊華及林鄭月娥,均以其嫻熟的官僚手段玩弄數字,掩飾香港的財政狀況,讓香港人未能決定自己的庫房如何使用。加上公共開支偏重基建,以及開支的增長不等於政府有長遠的承擔,未能使香港社會應對未來挑戰,香港人真正得以受惠。

郭永健

工黨主席

(原刊於星島日報 2019-03-08 工字出頭)

照顧照顧者需要 刻不容緩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令人傷感的倫常慘劇,全都涉及照顧者因為「壓力爆煲」而將家中有照顧需要的家屬殺死。一名52歲外婆全力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的孫兒心力交瘁,用書包帶將孫兒勒死。一名81歲的老翁勒死76歲中風妻子。一名34歲的兒子涉嫌以菜刀斬死七旬長期患病兼不良於行的母親,其後墮樓重創。以上案件令社會反思香港對長者、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照顧支援不足,對獨自承受壓力的照顧者更加全不理會。究竟社會要再發生多少悲劇,政府才會正視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訊,現時65 歲及以上長者有127萬人,佔人口17.1%,到了2026 年的人口比例將會上升24.6%,即每四位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位。此外,香港現時有近22萬名65歲以下的殘疾人士,而近67萬人為65歲以下的長期病患者。以上三個組別合共超過200萬人,有不同的照顧需要,所牽涉的家庭及家庭成員的數目亦非常龐大。可是,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及支援嚴重缺乏,基本的送飯、洗澡也要長時間輪候,很多照顧者完全失去喘息空間,身心承受巨大壓力。

政府現時透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可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人數卻高達7717,輪候時間由2009年的3個月增加至2019年18個月。同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普通個案)的輪候人數亦有5630。以上數字顯示政府過往欠缺社褔規劃,導致長者及其家人受害。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2千元,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5千5百元。家居照顧服務主要在家居進行,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資源,只需要投放金錢及人手,便可以增加服務名額。可是過往四年來,上述兩者的服務名額毫無增加,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更較四年前少了近3百個。 工黨建議政府增加經常性開開支6.13億,增加13,347個名額,便足以消除現時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隊伍。

另一方面,對於照顧者的支援,政府只有關愛基金設立的低收入護老者及殘疾照顧者津貼。但是成功獲批的數量少,而且只限於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的家庭。根據統計,居住在家庭中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只有23.7%為私家看護/家庭傭工,及1.9%為醫護人員,其餘分別有32.9%為配偶、28.6%為子女/女婿/媳婦,6.3%為父母,即是近七成有家人照顧。

工黨與民間團體「照顧照顧者平台」倡議,即時為照顧者及被照顧者設立「喘息支援津貼」,我們倡議政府設立津貼,讓需要持續高度照顧,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及照顧者以津貼聘用親友、鄰居等,於每星期提供不少於4小時時數的喘息照顧服務,讓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於有「喘息」需要或緊急照顧需要時,能夠動用津貼以彌補常規服務的不足。這樣能夠有效利用親友睦鄰等的「非正式照顧者」,亦令照顧者於有需要時得到喘息空間。以職工盟建議的生活工資每小時$54.7計算,預計相關服務所需金額每年約2.04億,受惠人數為17912人。

現時,政府有超過一萬億的財政儲備,而過往每年寬免差餉及寬減薪俸稅的動輒超過200億,因此上述兩項措施合共每年約8億,根本上微不足道,但對長者、殘疾人士卻有極大幫助。因此,照顧照顧者需要刻不容緩,政府不能把照顧的責任,全數推向個人及家庭身上。

三隧分流 打工仔女得益

工黨主席 郭永健

政府提出三隧分流建議的方案,雖然引起議會上不同政黨的反對,但工黨支持有關建議。工黨支持的原因有二:建議有益於打工仔女,亦可改善空氣質素,整體社會得益。

根據現時三條過海隧道的車流,私家車佔43%至57%的車流。眾所周知,私家車的運輸效率遠遠不足巴士及小巴。兩架私家車所佔用的路面空間便相當於個雙層巴士,但使用過海隧道的私家車平均乘客量(包括駕駛者和乘客)只有 1.4人,與載客量可高達100多人的雙層巴士根本不能比較。可是,現在乘搭巴士上下班的打工仔女,卻因私家車過多而塞車浪費時間。此外,現時隧道出現的車龍倒灌時常發生,甚至影響並非過海的乘客。

此外,車輛在擠塞期間釋放出更多廢氣,造成空氣污染。世衞指出空氣污染物會導致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肺癌,嚴重威脅市民健康。

要達到改善擠塞問題,解決方案必須包括兩個元素,減少整體車流及三隧的車流有合理分佈。

要減少整體車流,必須提高隧道收費。在拉近三隧收費的同時,整體的收費水平必須提升,才能減少車流。現時政府建議調高紅隧及東隧的私家車收費,分別由$20及$25增加至$40,而西隧則政府補貼,由$70減至$50,平均收費由$38.3增加至$43。

坊間對於政府三隧分流方案存有幾點懷疑,我將於下文逐點解釋︰

一、工聯會建議維持紅隧及東隧的隧道費不變,而減低西隧收費,只會增加整體的車流量,加劇現時擠塞的情況。

二、有意見認為紅隧及東隧加幅過高。但是如果減低紅隧及東隧的加幅,只會因未能貼近西隧的收費水平,不能達到分流作用。如果調低紅隧及東隧加幅,而同時進一步減低西隧收費,只會令整體車流增加,未能改善擠塞問題。

三、有意見認為方案加重駕駛者的負擔。可是,以運輸署的交通習慣調查,無車住戶成員的行為時間值

每小時為$48.8(2017年價格),如果塞車15分鐘的話,損失的價值便為$12.2。即使以今年五月的新最低工資水平$37.5計算,損失的價值亦為$9.4。換句話說,增加隧道費只是減少私家車對其他交通工具的使用者造成的負面影響。

四、亦有建議指政府應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但是根據經濟學定律(Downs’s Law),任何增加道路的客量但欠缺適當的收費安排,亦只會令到潛在的車流量出現而大幅減少其效益。

五、至於有意見認為補貼安排為利益輸送,但是現時2元乘車優惠同樣為補貼計劃,2018/19年度預算耗資13.1億元。因此補貼安排是否合理,必需要衡量社會效益及公帑所花的支出。

事實上,今次建議只是針對私家車、的士及電單車,並沒有影響貨車及巴士,對貨運司機及巴士乘客沒有構成額外負擔。對於乘坐的士的一般市民,方案中雖然紅隧的士隧道費由10元增加20元,但東隧的士由$25元減至$20,而西隧的士則由$65大幅減至$36,令到更多市民可以負擔由西隧過海的費用,增加選擇,選擇最適合的過海路線。

總結而言,三隧分流的問題經過社會近二十年的討論,而一般打工仔女多年來一直承受交通擠塞的痛苦。同時,私家車10年增加近5成,增長近乎失控。如果不作出任何改善的話,隧道擠塞的問題將更為嚴重。現時政府的建議,對大部份市民帶來裨益,立法會理應通過有關方案。

立法會支持收緊長者綜援?

政府計劃將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二月一日起由現時的60歲提高到65歲,引起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反對。可是,林鄭月娥卻在昨日(一月十日)的立法會答問環節中表示,這措施是議員通過財政預算案時批准,「所以我聽到(議員反對)都覺得好驚訝」。

事實上,一般所謂通過財政預算案,正式來說是通過《撥款條例草案》,而草案中只有立法會授權撥款一個該年度的政府開支總額,而款項則按各個總目,包括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及政府機構的開支額作分配。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為例,撥款的總額約為4504 億,而社會褔利署則佔838億。因此,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只是通過撥款的金額及分配方式,並不包括當中涉及的政策措施。

林鄭月娥所指的只是社會褔利署的「總目開支分析」,當中內容提到「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包括「把領 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 歲提高至65 歲」。總目開支分析只是詳細闡述《撥款條例草案》各總目下的不同範疇的開支及有關的政策,方便議員及市民理解撥款的理據。

此外,立法會議員的權限只能削減而不能增加政府的開支。過往,民主派議員便唯有透過削減等於某政府部門的某政策的開支,來討論有關政策。因此,林鄭以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便代表立法會支持某項較細的政策,便是誤導公眾!

2018年2月1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上,便動議擱置將長者綜援年齡收緊至65歲,並全面檢討改善綜援制度。動議最後得到委員會通過。

林鄭月娥2002年擔任社署署長時,便曾向基層開刀,削減綜援金額政策。當時她竟無視反對聲音,更進一步威脅市民,如未能削減開支,則可能要對綜援開支封頂、限制領取綜援期限及收緊申領綜援資格。今天她作為特首,便收緊長者綜援,無視基層長者職場上尋找工作困難,而政府又拒絕就年齡歧視立法的情況。如此為官,林鄭豈不是官到無恥膽自大!

明日大嶼 為誰而建

星期三,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其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當中最為人爭議的便是「明日大嶼」計畫。

由土地大辯論開始,不少人便質疑是假諮詢,只是為政府屬意的選項加上民意支持的外衣。政府曾聲言沒有預設立場,可是在諮詢的中期,林鄭月娥便表示個人支持填海,亦聲稱是政府一直推動的方案之一。當時有報道便指出,林鄭已有其土地議程,曾向土地專責小組表示不論諮詢結果如何,「要做的一定會做」。為配合政府的填海計畫議程,不少親政府的智庫更粉墨登場,製造輿論,指出東大嶼填海一千一百公頃並不足夠,需要二千二百公頃才能滿足發展云云。

耗資萬億公帑在所不惜

結果,未待十二月的諮詢結果出爐,「東大嶼都會」計畫化身為「明日大嶼」,而「公私營合作」計畫變身為「土地共享先導計畫」,雙雙在今年《施政報告》中現身。同時,政府更順應「民意」,在一千一百至二千二百公頃中間落墨,落實填海一千七百公頃。 Continue reading “明日大嶼 為誰而建” »

香港快成為公屋城市嗎?

文: 工黨主席 郭永健

八月初,民主思路召集人及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批評社會過度集中討論如何增建公屋,缺乏宏觀視野,更稱「無人想將香港打造為公屋城市」。數月前,擁有粉嶺高球場會籍的他亦在報章撰文,指出把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場與劏房戶的住屋需要對立起來,是「打倒富人專利」及「民粹主義者的操作」。

諷刺地,無論是填海造地抑或房屋政策上,湯家驊、特首林鄭月娥、官商巨賈以之為師的新加坡,卻是名乎其實的「公屋城市」,組屋佔住宅總數73%,佔80%住戶數目。反觀香港,只有44%為公屋、居屋或夾屋單位,而住戶的比例則為45.6%,兩者均與新加坡有3成的距離。

同時,在2018年6月底,有近27萬宗公屋申請,當中15萬宗為一般申請,而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3年。公屋上樓無期,伴隨的劏房問題亦日益嚴重,9萬個劏房戶、20萬個劏房住客,包括4萬名兒童。5年以上屈居劏房等候上樓,便是該4萬名兒童的童年生活,影響他們學業以至人生發展。一個稍有同情心的人,亦不會如湯家驊說出「無人想將香港打造為公屋城市」等輕蔑的說話。 Continue reading “香港快成為公屋城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