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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補貼不能保障僱員 代支無薪假薪金方為上策

【明報文章】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布推出名為「保就業」的工資補貼計劃,為僱主提供五成工資補貼,補貼上限為9000元,為期6個月,涉款800億元。綜合政府連日來的說法,有關的工資補貼計劃大致的內容有以下數點: (1)政府的計劃的對象為僱主而非僱員,而津貼額根據僱主選取今年1至3月其中一個月,當月的員工人數和薪酬作計算; (2)獲資助的僱主不能減少職位,需維持原有員工人數甚至增聘人手,但可安排無薪假; (3)薪酬的支出不能少於獲資助的金額,但僱主可以減薪,可以任意在不同員工身上使用資助,而非每名員工均得到五成或以上的原有薪金。 簡單而言,整個計劃根本是從僱主的利益出發,為他們節省薪酬的支出。對於員工而言,根本就不能改善收入及就業。同時,整個計劃根本不是對症下藥,完全未能針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問題。 假設有以下4種情况的僱員:剛失業的僱員、放無薪假的僱員、已減薪僱員及正常上班僱員。對於剛失業的僱員,首先要其僱主願意申請資助,然後重新聘用,但工資水平視乎公司如何分配資助額;對於無薪假或已減薪的僱員,其僱主可以維持無薪假及減薪的狀况,先用政府的資助出糧,然後才運用自己的資金,完全賺取補貼;最後對於正常上班僱員,公司可減薪或增聘人手,運用補貼而不加薪酬,同樣由公司賺取補貼。 根據經濟學常識,任何政府的補貼會由買方及賣方分享,分享比重的關鍵則在於「彈性」(Elasticity)。工資補貼亦不例外,勞動力供應的彈性較需求的彈性大,僱主必然得到較大的利益。換言之,香港缺乏集體談判權,勞工的議價能力明顯低於僱主,難以從補貼計劃中得到較大的幫助。 除了不能改善收入及就業外,計劃亦未有集中資源援助受影響的行業,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同樣能夠申請薪金補貼,資方節省一半的人工。 此外,政府根本不明白現時的經濟問題。首先,武漢肺炎嚴重打擊市民的正常生活,無論是社交、旅行、上班及娛樂等正常活動都大受影響。此外,部分場所,包括酒吧、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美容院和按摩院等更需要直接關閉,而餐飲業有不少減少人群聚集的限制,航空業及旅遊業亦陷入冬眠。在此情况下,消費需求萎縮,老闆因而裁員及放僱員無薪假。他們即使得到政府援助,必定會想辦法用補貼減少自己的薪金支出,而不是用來減少僱員放無薪假的日數或增加他們的薪酬。 羅致光對於以上問題,便以減省行政工作為托辭,表示計劃的目的是要簡單及快捷,設計太繁複的話,審批工作將會倍增,如政府要分析有否減薪,工作量會多幾十倍。 英「職位保留計劃」對症下藥 以上說法大謬不然!其實,英國的「職位保留計劃」(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才是對症下藥。英國的僱員無薪假期間並不能為僱主工作,所以僱主會衡量其業務需要才作出申請,政府的資源不會因此浪費。政府不需要任何行政程序去判斷僱主有否需要。此外,英國的做法並非工資補貼,而是由政府直接負擔僱員無薪假期間的八成原有薪酬,保住打工仔女原有的職位及大部分的收入。僱主從計劃中的得益只是能夠保留人才渡過難關,而不會有直接的金錢得益。 總結而言,政府工資補貼與英國的「職位保留計劃」,孰劣孰優,一目了然。政府的計劃不能改善就業、不能保障收入、不能有效運用公帑。所謂的「保就業」計劃姍姍來遲,但竟然只是用來回饋僱主,讓僱員在所謂的自由議價下繼續沉淪。 作者是工黨主席 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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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外物業出爾反爾 服務頌安邨多年的保安工友頓時失業

我與區議員葉榮收到頌安邨的保安工友求助,表示他們在屋邨轉換管理公司後,絕大部份工友不會繼續獲聘。 本來,工友對於屋邨更換管理合約數年轉換一次,已經習以為常,因為一般來說,大部的管理公司都會聘請原有的工友。頌安邨原有的管理公司為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合約到 3 月 31 日到期。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在 3 月初已向工友表明合約到期,並詢問工友會否跟隨公司都其他地方工作,但當時新的承辦商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卻已向工友接洽,要求他們提供個人資料,甚至制服的尺寸,以至「上咗新公司度咗身、試咗新制服」,令到工友以為會繼續獲聘。 可是,就在上星期六,他們收到中海外物業服務的電話,表示不會聘請他們,只能有替更或臨時的工作才通知他們,而上班地點則可能遠至港島。他們大感無耐,認為如果新公司不打算聘用,應在月初便直接說出,而非在最後四天才告訴他們。他們不少都是在附近居住,放工後要煮飯洗衫照顧家人,有一位更說兒子剛上大學,要負擔他的讀書開支,差點流出眼淚。現時武漢肺炎肆虐的情況下,百業凋零,他們失業後更難找到工作。 了解到他們的困境後,我們向他們派發抗疫物資表達微小的心意,亦提點他們要注意離職時的工資及遣散費或長服金有沒有計算錯誤,同時他們享有二月及三月份政府給外判保安員的抗疫津貼。 我認為中海外物業服務的母公司中海物業集團(02669.HK)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又曾連續 14 年獲得社聯 「商界展關懷」標誌,以上出爾反爾的行為實在令人憤怒。我認為他們需要向工友公開道歉及解釋原因。我將會與葉榮為保安工友繼續向新管理公司爭取「優先聘用現有員工」,我亦會跟進他們「防疫抗疫基金」的申領及遣散費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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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援助金,為何香港不能學英國?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隨著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國都推出了嚴厲的措施控制疫情及挽救經濟。香港作為疫情爆發的較早地區,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已陸續浮現。政府統計處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7%,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3.4%高;就業不足率亦由1.2%上升至1.5%。不少團體,早在疫情初期,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政府卻置若罔聞。 隨著輸入性個案再次增加,林鄭星期一(3月23日)宣佈酒吧食肆停止售酒,用意與歐洲多國停止食肆酒吧營業一樣。但林鄭卻沒有為這些行業的員工提供支援,以及效法歐洲的國家推出的失業援助措施。 最近,英國政府推出援助方案,將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作的勞工,支付最多八成薪金,每月上限2500鎊(約2.2萬港元),前提是須同意讓員工休假,待疫情過後再讓他們返回工作崗位。措施會追溯至3月1日,暫時維持3個月。丹麥於亦有同類政策,為財困且同意不解僱員工的私人企業支付最多75%薪金;而愛爾蘭政府亦研究推出類似措施,為受疫情影響而暫時被解聘的員工,支付75%的薪金。 上述的做法與職工盟、工黨及社民連的倡議不謀而合。我們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被迫放無薪假,或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提供財政支援,以解他們燃眉之急。津貼額為每月正常收入的80%,上限為16,000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而英國政府的做法更勝一籌,除了確保工人收入外,亦保住就業職位,減低疫情對失業的影響。當然,以上措施所費不菲,英國的開支預計增加780億鎊,而我們則倡議為失業援助設立300億元基金。 反觀香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以時間緊迫、社會未有共識來拒絕設立失業援助,並認為現時的紓困措施已經能夠解決燃眉之急,又提出放寬遣散費的規定。羅致光在2月23日的網誌表示:「如果設立一個全新的失業援助金以涵蓋所有失業人士,將會涉及大量行政程序,例如申請人需提交他們的基本身份及住址證明、曾就業與失業的證明文件等。此外,更要建立新的電腦系統、招聘人員處理和審批申請、建立津貼的發放機制等等,估計整個工序完成都已是2021年,才能開始發放金額。」3月4日,羅致光在電台節目稱應在現有制度下加強支援,例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 羅致光以上的說法實際只是託辭,英國相關措施的補貼預計在至4月底前便能發放。此外,政府可申請者作法定聲明的方式處理,減少核實証明文件的程序。至於所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實在令人發噱。以就業收入中位數19000元為例,即使降低至工作滿一年便可得到遣散費,在強積金對沖後,工作一年所得的遣散費只有1267元。 總而言之,各國政府均對武漢肺炎帶來的經濟影響嚴陣而待,但香港政府卻選擇救市不救人,任由失業工人自生自滅。現在歐洲多國已提出可行的措施,既撐企業又能保就業,政府為何視而不見? 原刊於明報: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00327/s00012/1585249332501/%E9%83%AD%E6%B0%B8%E5%81%A5-%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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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有乜困難?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民間、醫護界及勞工界一直要求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但勞褔局局長羅致光一直置若罔聞。 2月9日,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呼籲,政府應緊急修例,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列入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附表中,關乎人士範圍可以參考條例中當年對應沙士的做法。 2月10日,工權會強烈建議勞工處處長盡速發出命令,將武漢肺炎列入職業病補償。 2月13日,我在食環署清潔員工的記招上,亦指出清潔工在抗疫前線工作,有可能不幸染病,勞工處應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 2月2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求在立法會大會中提出緊急質詢,討論將武漢肺炎列為可補償職業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竟配合政府,於2月25日回覆稱,此事於是次大會上並無急切性而拒絕。 2月24日,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去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要求盡快修改法例,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為職業病。 3月14日,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余德新建議,港府應把新冠肺炎納入《僱傭保償條例》中的職業病,保障在工作崗位受感染的僱員。 以上訴求簡單、清淅、合理,為何羅致光一直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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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堅持初衷 抗爭不懈

—報名代表工黨參選2020立法會選舉 自我簡介 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個人履歷 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長 2010年「左翼21」創始會員,成為會員至今 2010年成立「大專2012」,並參與五區公投,參選新界西選區。 2010年成立「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抗議李克強到訪港大、組織集會遊行抗議警察執法,及爭取民主規劃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及孔慶熒。 2011年參與籌備工黨,成為創黨會員 2011-2013年 工黨副秘書長 2012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3-2015年 工黨秘書長 2015年7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補選勝出 2015年11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未能連任 2015-2017年 工黨副主席(政策) 2016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7-2019年 工黨主席 2017年12月 參與民主派立法會補選初選 我自入讀大學後,從擔任舍堂宿生會的時事秘書起,到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會主席,便一直參加社會運動。除了爭取學生權益、師生共治外,亦爭取由下而上的規劃、公義的財富分配、香港及中國的民主。 畢業後,我曾工作於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非政府組織,親身接觸內地罹患職業病的民工,亦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從事政策研究,廣泛接觸不同政策議題,鍛鍊政策分析能力。在工餘時間,我亦積極參與不同組織,包括成立大專2012、港大百周年行動及左翼21等,並一直撰寫政治評論及政策分析的文章,至今已有逾百篇,不少刊登於明報、蘋果日報報章,亦曾受到台灣新社會智庫邀稿撰文。 自2011年工黨籌備成立開始,我便積極參與黨務,從制訂政策綱領、黨務運作包括物資準備、行動參與、活動籌備及文宣設計、輔助選舉包括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2018年九西補選及2019年區議會選舉、代表工黨上陣包括2015年區議會補選、選舉及2018年新東初選,同時我亦擔任常委會不同職位至今。 以上種種個人經歷,皆因我希望能做到「知行合一,改變社會」。自大學修讀政治哲學及接觸勞工議題後,我便深信左翼的理念,希望能做到葛蘭西所指的有機知識份子。透過多年的參與,我明白改變社會並不容易,實際面對的困難重重,但我希望能堅持初衷,抗爭不懈。 從政抱負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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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救市先於救人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武漢肺炎肆虐,林鄭造成的人禍不斷,香港打工仔女被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比比皆是,但《財政預算案》與防疫抗疫基金,都是救市不救人。 對商界疏爽 對勞工嚴苛上周設立300億防疫抗疫基金,實際開支的270億中,以超過一半金錢,即154億元用來資助業界,其次為購置或生產防疫裝備(20%),直接津貼前線員工及市民的分別只有16%及7%。政府資助業界的做法非常寬鬆,沒有設置任何門檻,可是亦沒有規定如何讓員工受惠,因此被抨擊「救市不救人」,對商界派錢疏爽,但對打工仔女及基層嚴苛。 相隔五天,財政司司長宣佈共1,237億的一次性紓困措施,仍然不改「救市不救人」的思維。除了派錢一萬元外,其餘措施中,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寬免差餉,共支出296億;惠及商界的措施,包括寬免非住宅物業差餉、寬免商業登記費、補貼非住宅電費、減免非住宅水費及排污費等,共支出118.52億;主要惠及基層的措施,包括較低收入公屋租戶免租、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額外一個月津貼等,支出為111億。由此可見,政府繼續向商界大灑金錢,尤勝於扶助基層;再加上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富裕階層得到的為基層所得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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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一半打工仔女獲發口罩 工黨轟僱主卸責 促政府配給口罩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市民「一罩難求」。工黨以網上問卷訪問了約900名香港市民,發現僅有少於一半的受訪者獲僱主提供口罩,亦有兩成受訪者過去一星期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批評,僱主將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責任「轉移到僱員身上」,逼使他們「自己搵嘢保護自己」。工黨促政府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並促勞工處制訂職安健指引,要求僱主為需接觸公眾的僱員提供口罩。 兩成人過去一周用逾12小時買口罩工黨於2月以網上問卷訪問了934名香港市民,發現最多受訪者(22.2%)過去一星期用了2至5小時購買口罩,也有達兩成受訪者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不少人會委託同住的家人買口罩,有21%便表示其家人用了超過12小時購買口罩,反映購買口罩的困難。工黨主席郭永健指,購買口罩影響市民作息,造成精神壓力,有受訪者表示每天「基本上乜時間都搵口罩」。而以每人一日使用兩個口罩計算,近7成人家中儲貨不足4星期,逾3成則不足2星期。 44%受訪者需自備口罩上班 吳敏兒轟僱主卸責在職的受訪者中,只有46.5%獲公司提供口罩,另外44.1%需要自備。有受訪者更表示,公司提供「不合格無用的廢口罩」、「只有在自己沒有的情況下才可以攞」。調查亦發現,不獲公司提供口罩的受訪者,較獲公司提供口罩的人需用更多時間購買口罩,中位數為每星期5至8小時。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怒轟,在現時法例下,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予僱員,惟不少僱主卻將責任轉嫁僱員,要求他們「自己搵嘢保護自己」,致使他們在兼顧工作及家庭外,仍要花額外時間「撲口罩」,並花錢購買難以負擔的口罩。她續指,清潔工、保安等行業往往不夠口罩,也有酒店業人士反映「一星期得兩個」,航空公司一班機亦只得40片口罩供所有機組人員及有需要乘客使用。 (左起)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工黨主席郭永健區內「走鬼店」售來源不明口罩 市民「明知假都買」工黨副主席、西灣河區議員麥德正則表示,西灣河現時已有4宗確診個案,全區居民「人心惶惶」。他指出,區內曾多次出現「走鬼式口罩店」,售賣來源不明的散裝口罩,聲稱99%防病毒及有證書,惟有街坊發現所售口罩是「淘寶貨」,上前質疑時便起衝突;也有店家售賣的口罩價格比原裝低出很多,海關調查卻諸多掣肘。麥續指,因為口罩不足,有街坊「明知假、明知有問題都去買」,亦有街坊因缺口罩現情緒問題,打電話來哭訴,又日日催促區議員購置口罩,他強調一切問題根源在政府沒提供足夠口罩予市民。他又指,區內有保安獲公司派發標有簡體字、以透明膠袋包裝的口罩,惟由於材質太薄,似是不合規格,「保安員都唔敢用」。西貢區議員何偉航則指,近日多了市民行山,大量口罩及紙巾棄置於西貢山頭,區內清潔工亦被逼「晾乾重用」口罩。 (資料圖片) 要求政府配給口罩、全面封關 疫情嚴峻,超過9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8成5要求「全面封關」,也有逾7成受訪者認為應提供口罩以外的防疫用品予市民及訂定口罩的價格。工黨要求政府為市民配給足夠的口罩、訂定口罩價格、全面封關、提供口罩以外的防疫用品包括酒精搓手液及漂白水予市民,又促勞工處制訂職安健指引,要求僱主為需接觸公眾的僱員提供口罩或支付相關費用。吳敏兒指,仍堅持全面封關是由於「一日唔封關,再多檢疫措施(疫情)都唔會完」。 被問到防疫抗疫基金資助商界在港建口罩生產線有否幫助,郭永健稱對政府採購口罩無信心,又指若政府仍抱持價低者得的心態作採購,將會失敗。他又指「工聯會竟比政府更快建立生產線及派口罩」,質疑抗疫工作實為建制派助選。 記者:黃蕊獻 2020-02-24 www.inmediahk.net/node/1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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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元乘車優惠 政府應先檢討才放寬

文:工黨主席郭永健 近日,政府宣佈放寬「兩元乘車優惠」,把合資格長者的年齡由65歳下調至60歲,讓60萬的60至64歲長者受惠,涉及約17億元開支,較本年度多2.5億,增加14.7%。過往,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質疑計劃遭到濫用,而且輸送利益予交通承辦商。可是,政府在未完成檢討下便推出上述措施,做法令人質疑。 首先,去年年初,大家尚記得政府強行把申領長者綜援年齡由60歲上調至65歲,當時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便說長者定義已落後於全世界,並說「當大家都120歲,60歲的人便是中年」。言猶在耳,為何今日政府打倒昨日的我,把「兩元乘車優惠」的長者年下調?如果政府改弦更張的話,便應立即恢復綜援長者的年齡為60歲。 此外,現在「兩元乘車優惠」的開支年年增加,補貼給各營辦商的金額由2012-13年度的3億元增加至2018-19年度的13億元,平均每年增幅為24%。政府在未有檢討計劃,以及要求交通工具營辦商承擔社會責任,負責部份的補貼,便貿然擴大資助對象,繼續輸送利益予大財團。實際上,每一班次交通工具的主要成本在於其固定成本,即是其燃油費、機械的損耗,一架載滿乘客的巴士與一架空無一人的巴士的總成本相差無幾,因此每增加一個乘客的邊際成本極之低微,最多可能會多些垃圾、椅子多些磨損及消耗多一點的燃油。故此,即使兩元優惠由巴士公司提供,亦不會增加其成本,而需要政府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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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健:問責制失衡 管治困局依然

去年12月,特首林鄭月娥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得到高度肯定,被稱讚為「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果真然,林鄭在聖誔及農曆新年假完結後,便於2月先由民建聯陪同台灣兇殺案死者家屬召開記者招待會,然後向立法會提交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5月時便把過往未有修訂法例形容為「鴕鳥了 22 年」,並得到林鄭月娥的支持。從林鄭對過往特首的批評,可見她當時目空一切、鄙夷前任特首碌碌無為。 何以林鄭能夠有此氣焰?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國情中了解。自中共建政以來,在缺乏民主制度、傳媒監督的情況下,一直試圖克服「官僚主義」的弊病,毛澤東甚至以此為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習近平主政之前,人們常言「政令不出中南海」,即政令不通,地方政府沒有推行上層的政策。隨著習近平刪除了對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加上整風、反腐與中共黨建的工作,並且打壓人權律師、人權倡導者、思想獨立的記者及網路討論,把自己的地位及其政策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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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自以為是 扶貧政策千瘡百孔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去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數據以來新高,即平均每五個港人就有一個是屬貧窮人口。而當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長者貧窮方面, 2017年的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較2016年下跌1.1%,下跌至30.5%,重回2013年水平。但政府報告中提到,「兒童貧窮率上升0.3百分點,抵銷了長者貧窮率下跌的正面影響。」 上述數字都說明了香港的貧窮狀況改善有限。可是,政府會否因此而投放更多資源?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一篇網誌——「貧窮統計數字知多少」,我們或許能了解局長怎樣看貧窮數字。 從貧窮數字來說,我們有100萬的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有137.7萬。可是,局長在網誌說大家應該睇101萬嘅職貧窮人口,而138萬只是關於政策介入前的數字,說到好像不太重要。但問題就是政府的扶貧政策是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抑或只是一個第二次分配的政策?是否即使初次分配政策的失敗,任由130萬嘅數字上升到去200萬都不重要呢?其實政府對於初次分配是有角色的,包括最低工資的改善,令初次分配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數字降低呢?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佔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之列。況且,勞工議價能力亦都十分影響這個數字,集體談判權何時才有? 第二,貧窮線的總差是209億,局長指出有意見指如果政府投放209億,便可以消滅貧窮人口,完全滅貧。但是,局長並不同意。他認為如果人人不工作,都可以領取住戶收入中位數,便沒有誘因去工作,而且要派更多錢出來。邏輯上成立,但問題是否這樣咬文嚼字?其實大家說的是這個差距,以及政府要有幾多力度,去量化要多少錢。未必是209億,可能是300億,可能是400億。但問題就是從政策來說,不是要政府放209億便算,而是檢視現時的政策或者更多政策增加咗扶貧力度,亦都做到勞者多得呢?在職家庭津貼便反映了並不如此,現在的審查資格十分嚴苛,津貼又少,勤力工作的人可以怎樣滅貧呢?而且,每個兒童的全額津貼只有一千元,為何不能增加? 第三,局長說如果訂立了減貧目標,就會令政府傾斜了現金津貼,而不是投放於服務。局長說得很動聽,但為何不是兩者都做好呢?為何成為了政府的一個藉口呢?政府的服務是否做得很好?如果政府的服務未來會增加非常多,但現金津貼未必可以增加太多,我想大家都會諒解。但問題是政府服務不足,又不做好現金津貼,憑甚麼說服我們政府有決心去減貧? 總結而言,羅致光局長自以為是的態度,正好反映政府制訂貧窮線,但又對出來的數字充滿質疑,對反映的貧窮問題不以為意。身為前社褔界及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羅致光局長應放下身段,汲取提高長者綜援門檻一事的教訓,切切實實改善香港的褔利政策。 2019年4月2日褔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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