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援助金,為何香港不能學英國?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隨著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國都推出了嚴厲的措施控制疫情及挽救經濟。香港作為疫情爆發的較早地區,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已陸續浮現。政府統計處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7%,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3.4%高;就業不足率亦由1.2%上升至1.5%。不少團體,早在疫情初期,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政府卻置若罔聞。 隨著輸入性個案再次增加,林鄭星期一(3月23日)宣佈酒吧食肆停止售酒,用意與歐洲多國停止食肆酒吧營業一樣。但林鄭卻沒有為這些行業的員工提供支援,以及效法歐洲的國家推出的失業援助措施。 最近,英國政府推出援助方案,將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作的勞工,支付最多八成薪金,每月上限2500鎊(約2.2萬港元),前提是須同意讓員工休假,待疫情過後再讓他們返回工作崗位。措施會追溯至3月1日,暫時維持3個月。丹麥於亦有同類政策,為財困且同意不解僱員工的私人企業支付最多75%薪金;而愛爾蘭政府亦研究推出類似措施,為受疫情影響而暫時被解聘的員工,支付75%的薪金。 上述的做法與職工盟、工黨及社民連的倡議不謀而合。我們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被迫放無薪假,或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提供財政支援,以解他們燃眉之急。津貼額為每月正常收入的80%,上限為16,000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而英國政府的做法更勝一籌,除了確保工人收入外,亦保住就業職位,減低疫情對失業的影響。當然,以上措施所費不菲,英國的開支預計增加780億鎊,而我們則倡議為失業援助設立300億元基金。 反觀香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以時間緊迫、社會未有共識來拒絕設立失業援助,並認為現時的紓困措施已經能夠解決燃眉之急,又提出放寬遣散費的規定。羅致光在2月23日的網誌表示:「如果設立一個全新的失業援助金以涵蓋所有失業人士,將會涉及大量行政程序,例如申請人需提交他們的基本身份及住址證明、曾就業與失業的證明文件等。此外,更要建立新的電腦系統、招聘人員處理和審批申請、建立津貼的發放機制等等,估計整個工序完成都已是2021年,才能開始發放金額。」3月4日,羅致光在電台節目稱應在現有制度下加強支援,例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 羅致光以上的說法實際只是託辭,英國相關措施的補貼預計在至4月底前便能發放。此外,政府可申請者作法定聲明的方式處理,減少核實証明文件的程序。至於所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實在令人發噱。以就業收入中位數19000元為例,即使降低至工作滿一年便可得到遣散費,在強積金對沖後,工作一年所得的遣散費只有1267元。 總而言之,各國政府均對武漢肺炎帶來的經濟影響嚴陣而待,但香港政府卻選擇救市不救人,任由失業工人自生自滅。現在歐洲多國已提出可行的措施,既撐企業又能保就業,政府為何視而不見? 原刊於明報: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00327/s00012/1585249332501/%E9%83%AD%E6%B0%B8%E5%81%A5-%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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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抑或救人?

2020-03-16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一個月以來,工黨一直都批評政府的抗疫措施為「救市不救人」。無論是防疫抗疫基金中,以近六成的金錢(57%)用來資助業界,抑或是財政預算案中除派錢外,用119億給業界但基層只獲111億,都論証了我們上述的批評。 或會有些人說,難道便只應救人不救市嗎?或為何救人必需先於救市,而不能同樣力度支持? 事實上,救人必定包含了救市。因為援助市民,尤其是中下層市民,讓他們解決生活的燃眉之急,必然支撐著消費。根據經濟學理論,基層市民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較中上層高,即是當基層市民的收入增加,他們會傾向把新增的收入用於消費,來滿足生活需要,因此造成的乘數效應,將會更能夠提振本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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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堅持初衷 抗爭不懈

—報名代表工黨參選2020立法會選舉 自我簡介 知行合一 改變社會 個人履歷 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長 2010年「左翼21」創始會員,成為會員至今 2010年成立「大專2012」,並參與五區公投,參選新界西選區。 2010年成立「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抗議李克強到訪港大、組織集會遊行抗議警察執法,及爭取民主規劃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及孔慶熒。 2011年參與籌備工黨,成為創黨會員 2011-2013年 工黨副秘書長 2012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3-2015年 工黨秘書長 2015年7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補選勝出 2015年11月,代表工黨參選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未能連任 2015-2017年 工黨副主席(政策) 2016年 與張超雄代表工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 2017-2019年 工黨主席 2017年12月 參與民主派立法會補選初選 我自入讀大學後,從擔任舍堂宿生會的時事秘書起,到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會主席,便一直參加社會運動。除了爭取學生權益、師生共治外,亦爭取由下而上的規劃、公義的財富分配、香港及中國的民主。 畢業後,我曾工作於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非政府組織,親身接觸內地罹患職業病的民工,亦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從事政策研究,廣泛接觸不同政策議題,鍛鍊政策分析能力。在工餘時間,我亦積極參與不同組織,包括成立大專2012、港大百周年行動及左翼21等,並一直撰寫政治評論及政策分析的文章,至今已有逾百篇,不少刊登於明報、蘋果日報報章,亦曾受到台灣新社會智庫邀稿撰文。 自2011年工黨籌備成立開始,我便積極參與黨務,從制訂政策綱領、黨務運作包括物資準備、行動參與、活動籌備及文宣設計、輔助選舉包括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2018年九西補選及2019年區議會選舉、代表工黨上陣包括2015年區議會補選、選舉及2018年新東初選,同時我亦擔任常委會不同職位至今。 以上種種個人經歷,皆因我希望能做到「知行合一,改變社會」。自大學修讀政治哲學及接觸勞工議題後,我便深信左翼的理念,希望能做到葛蘭西所指的有機知識份子。透過多年的參與,我明白改變社會並不容易,實際面對的困難重重,但我希望能堅持初衷,抗爭不懈。 從政抱負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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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救市先於救人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武漢肺炎肆虐,林鄭造成的人禍不斷,香港打工仔女被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比比皆是,但《財政預算案》與防疫抗疫基金,都是救市不救人。 對商界疏爽 對勞工嚴苛上周設立300億防疫抗疫基金,實際開支的270億中,以超過一半金錢,即154億元用來資助業界,其次為購置或生產防疫裝備(20%),直接津貼前線員工及市民的分別只有16%及7%。政府資助業界的做法非常寬鬆,沒有設置任何門檻,可是亦沒有規定如何讓員工受惠,因此被抨擊「救市不救人」,對商界派錢疏爽,但對打工仔女及基層嚴苛。 相隔五天,財政司司長宣佈共1,237億的一次性紓困措施,仍然不改「救市不救人」的思維。除了派錢一萬元外,其餘措施中,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寬免差餉,共支出296億;惠及商界的措施,包括寬免非住宅物業差餉、寬免商業登記費、補貼非住宅電費、減免非住宅水費及排污費等,共支出118.52億;主要惠及基層的措施,包括較低收入公屋租戶免租、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額外一個月津貼等,支出為111億。由此可見,政府繼續向商界大灑金錢,尤勝於扶助基層;再加上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富裕階層得到的為基層所得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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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適合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嗎?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數月以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行動不斷,即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暫緩」、「完全停止」及「壽終正寢」等字眼取代「撤回」一詞,香港市民仍然拒絕接。另一方面,警民的衝突、藍黃的衝突甚至黑社會襲擊市民的事情卻不斷發生。有消息指出,政府為安撫市民,計劃在施政報告以一次性紓緩措施「派糖」來減少民怨。近日,新民黨便提出向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8000元。 姑勿論向市民派發現金能否減少民怨,但觀乎過往的派錢措施,政府都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而匆忙推出,缺乏周詳計劃。2011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便因提出向所有市民的強積金戶口一次性注入6000元,遭到市民大力反對,而改為直接全民派發6000元。2018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被 強烈批抨退稅退差餉的措施未能惠及一般市民,而改為向市民派發4000元。可惜,因計劃需要排除獲益超過4000元的市民而行政程序繁複,行政成本估計高達3億,而且至今仍有不少市民未能得到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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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藥物支出嚴重不足 病人只能望藥興嘆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如果不幸罹患癌症的話,相信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惡耗。除了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外,用於治療癌症的開支亦十分龐大。尤其在香港,癌症患者得到的支援更是非常不足。 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癌症致死個案每年平均增加 1.5%,而同期本港的各個主要死因當中,癌症是頭號殺手。在香港所有死亡人數中,因癌症致命者佔 30.5%。公立醫院病人輪候時間不斷增長,以大腸癌病人確診到首次獲得治療時間的九十百分值數為例,便由2015年的69日,僅僅一年後已增至76日。同時,癌症藥物治療的費用驚人,標靶治療便由40萬至240萬不等。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其醫療政策是要致力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的治療,但是嚴重疾病病人的高昂藥費負擔卻一直為人詬病。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額外增撥四億元擴闊藥物名冊,涉及十九種藥物,當中有5類屬癌症藥物由目前的自費藥物類別轉為專用藥物。即便如此,政府亦沒有根本解決病人藥費支出的問題。 2016-17年度,病人經醫管局購買自費藥物的總開支共7.7億。即使有關開支維持不變,扣除政府增撥的4億元,仍有3.7億元的落差。況且,有不少病人因藥價昂貴而望藥興嘆,或經其他途徑購買藥物,因此病人自付藥費的開支更為龐大。另一方面,從公共藥物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而言,2016-17年度香港只有0.28%,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為0.8%,當中加拿大及美國為0.6%,而鄰近的南韓及日本分別為0.8%及1.5%。從上述兩項數字看來,香港在公共藥物的支出遠遠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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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撥房屋儲備金揭示的問題

今年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預計一八/一九年度盈餘為五百八十七億元,而且未來五年均有盈餘。由此看來,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可是,如果未來四年扣除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未來四年中將會有三年錄得赤字,包括二一/二二年度及二二/二三年度將會錄得逾一百五十億元的赤字。   雖然,相對今年預計的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億財政儲備,一百多億的赤字根本不算甚麼,而對於過往十多年來保守的《財政預算案》,增加經常開支,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更是刻不容緩。但是,從設立及取消房屋儲備金的做法,以及去屆及今屆政府制訂的《預算案》的差別,便可看到政府財政思維的改變與不變,及其本質。 官僚玩弄數字 掩蓋盈餘減少   二○一四年十二月,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將二○一四年政府財政儲備的全部投資收益(約為二百七十億港元)撥入新設立的「房屋儲備金」,並由金管局負責投資。曾俊華指「房屋儲備金」及其累積投資收益,將用以支持公營房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基建配套。   曾俊華此舉的效果便是令到政府帳面的收入減少,以致盈餘及累積的財政儲備減少。工黨當時便質疑成立房屋儲備金只為當時高達九百一十三億的盈餘「泄洪」,因為隨着當時房委會即將出售居屋,財政狀況有所改善。此外,曾俊華此舉亦有違《公共財政條例》及相關的立法會決議,即所有投資收益須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帳目的貸項。   曾俊華向來被抨為守財奴,與時任特首梁振英增加公共開支的財政思維格格不入。曾俊華當時推出的「0-1-1」節省資源方案、應付財政赤字為由成立的「未來基金」,及成立房屋儲備金,均為限制梁振英增加開支的幅度。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便提出「理財新哲學」,任志剛更為此鳴鑼開道。去年財政預算便提出經常開支增加百分之十一點八,今年則增加百分之九,兩年均高於曾俊華任內任何一年增幅。未來五年的經常開支平均增加百分之六點九二,用作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則平均增加百分之十點九九,公共開支則平均為百分之六點八八。在未來較高的開支增長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理解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房屋儲備金獨立於財政儲備之外,未能全面反映政府財政狀況。因此,我會將房屋儲備金回撥到財政儲備」為名,實際上把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掩蓋盈餘的減少。房屋儲備金的作用便吊詭地由限制政府開支,變為放寬開支增長的空間,應該是曾俊華所始料不及。 偏重基建 沒有增加資助服務   雖然政府的財政思維由限制開支增長改變為放寬開支增長,但沒有改變的仍然是着重基建,以及市場主導,拒絕增加政府或資助機構提供的服務,作出長遠的規劃及承擔。未來五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平均每年一千二百零六億,佔政府開支百分之十七點三。此外,林鄭所增加的經常開支,都是以現金褔利及市場主導為主,包括設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推出院舍券及增加買位院舍名額等,但由政府增加的資助服務項目及名額卻少之又少,任由市場上缺乏監管的服務主導。   總結而言,公共服務一直緊絀的情況下,增加公共開支實在是應有之舉。可是,無論是曾俊華及林鄭月娥,均以其嫻熟的官僚手段玩弄數字,掩飾香港的財政狀況,讓香港人未能決定自己的庫房如何使用。加上公共開支偏重基建,以及開支的增長不等於政府有長遠的承擔,未能使香港社會應對未來挑戰,香港人真正得以受惠。 郭永健 工黨主席 (原刊於星島日報 2019-03-08 工字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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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照顧者需要 刻不容緩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令人傷感的倫常慘劇,全都涉及照顧者因為「壓力爆煲」而將家中有照顧需要的家屬殺死。一名52歲外婆全力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的孫兒心力交瘁,用書包帶將孫兒勒死。一名81歲的老翁勒死76歲中風妻子。一名34歲的兒子涉嫌以菜刀斬死七旬長期患病兼不良於行的母親,其後墮樓重創。以上案件令社會反思香港對長者、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照顧支援不足,對獨自承受壓力的照顧者更加全不理會。究竟社會要再發生多少悲劇,政府才會正視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訊,現時65 歲及以上長者有127萬人,佔人口17.1%,到了2026 年的人口比例將會上升24.6%,即每四位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位。此外,香港現時有近22萬名65歲以下的殘疾人士,而近67萬人為65歲以下的長期病患者。以上三個組別合共超過200萬人,有不同的照顧需要,所牽涉的家庭及家庭成員的數目亦非常龐大。可是,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及支援嚴重缺乏,基本的送飯、洗澡也要長時間輪候,很多照顧者完全失去喘息空間,身心承受巨大壓力。 政府現時透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可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人數卻高達7717,輪候時間由2009年的3個月增加至2019年18個月。同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普通個案)的輪候人數亦有5630。以上數字顯示政府過往欠缺社褔規劃,導致長者及其家人受害。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2千元,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5千5百元。家居照顧服務主要在家居進行,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資源,只需要投放金錢及人手,便可以增加服務名額。可是過往四年來,上述兩者的服務名額毫無增加,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更較四年前少了近3百個。 工黨建議政府增加經常性開開支6.13億,增加13,347個名額,便足以消除現時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隊伍。 另一方面,對於照顧者的支援,政府只有關愛基金設立的低收入護老者及殘疾照顧者津貼。但是成功獲批的數量少,而且只限於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的家庭。根據統計,居住在家庭中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只有23.7%為私家看護/家庭傭工,及1.9%為醫護人員,其餘分別有32.9%為配偶、28.6%為子女/女婿/媳婦,6.3%為父母,即是近七成有家人照顧。 工黨與民間團體「照顧照顧者平台」倡議,即時為照顧者及被照顧者設立「喘息支援津貼」,我們倡議政府設立津貼,讓需要持續高度照顧,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及照顧者以津貼聘用親友、鄰居等,於每星期提供不少於4小時時數的喘息照顧服務,讓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於有「喘息」需要或緊急照顧需要時,能夠動用津貼以彌補常規服務的不足。這樣能夠有效利用親友睦鄰等的「非正式照顧者」,亦令照顧者於有需要時得到喘息空間。以職工盟建議的生活工資每小時$54.7計算,預計相關服務所需金額每年約2.04億,受惠人數為17912人。 現時,政府有超過一萬億的財政儲備,而過往每年寬免差餉及寬減薪俸稅的動輒超過200億,因此上述兩項措施合共每年約8億,根本上微不足道,但對長者、殘疾人士卻有極大幫助。因此,照顧照顧者需要刻不容緩,政府不能把照顧的責任,全數推向個人及家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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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支持收緊長者綜援?

政府計劃將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二月一日起由現時的60歲提高到65歲,引起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反對。可是,林鄭月娥卻在昨日(一月十日)的立法會答問環節中表示,這措施是議員通過財政預算案時批准,「所以我聽到(議員反對)都覺得好驚訝」。 事實上,一般所謂通過財政預算案,正式來說是通過《撥款條例草案》,而草案中只有立法會授權撥款一個該年度的政府開支總額,而款項則按各個總目,包括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及政府機構的開支額作分配。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為例,撥款的總額約為4504 億,而社會褔利署則佔838億。因此,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只是通過撥款的金額及分配方式,並不包括當中涉及的政策措施。 林鄭月娥所指的只是社會褔利署的「總目開支分析」,當中內容提到「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包括「把領 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 歲提高至65 歲」。總目開支分析只是詳細闡述《撥款條例草案》各總目下的不同範疇的開支及有關的政策,方便議員及市民理解撥款的理據。 此外,立法會議員的權限只能削減而不能增加政府的開支。過往,民主派議員便唯有透過削減等於某政府部門的某政策的開支,來討論有關政策。因此,林鄭以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便代表立法會支持某項較細的政策,便是誤導公眾! 2018年2月1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上,便動議擱置將長者綜援年齡收緊至65歲,並全面檢討改善綜援制度。動議最後得到委員會通過。 林鄭月娥2002年擔任社署署長時,便曾向基層開刀,削減綜援金額政策。當時她竟無視反對聲音,更進一步威脅市民,如未能削減開支,則可能要對綜援開支封頂、限制領取綜援期限及收緊申領綜援資格。今天她作為特首,便收緊長者綜援,無視基層長者職場上尋找工作困難,而政府又拒絕就年齡歧視立法的情況。如此為官,林鄭豈不是官到無恥膽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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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樓用地興建居屋公屋 追趕落後的長策目標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政府於2014年12月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訂下每年平均供應兩萬個公屋單位及八千個居屋單位的目標。可是從訂立目標至今,政府從來未能達成以上的目標,而未來五年的預計供應量亦未能達標。未來五年,公屋及居屋每年只有一萬二千個及五千個單位,即是十年目標中的首八年,政府只能提供十四萬四千個公屋及居屋單位,公屋及居屋落後近四萬六千個及三萬四千個單位,與目標相差三成半。因此,如果寄望政府能在最後兩年,達到每年平均目標及追回落後數量,即每年提供約四萬三千個公屋及約二萬五千個居屋單位,無疑是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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