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訂全面動物保護法 保障動物權益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推算一六年,全港共有六十八點一六萬隻家養動物(魚類除外),當中寵物狗貓的數量便由○五年至一六年的十一年間,由約二十九萬隻增至約五十一萬隻,增幅達七成六。另外,遭人遺棄而在社區生活及繁衍的社區動物,單單是漁農署在一三至一七年捕獲的便累計有三萬隻。此外,還有每日平均約四千隻活豬、一點四萬隻活家禽及不計其數的魚類。還有,在香港不同鄉村亦有逾千隻的水牛及逾百隻黃牛,以及不少賽馬用途的馬匹及在公園展示的動物。

從以上數字可見,動物就在我們的社區當中,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相信不少人認同,動物有感知快樂與痛苦的能力,有些甚至具有相當的智能。因此,人類無法忽視動物的處境。亦因如此,世界各地包括歐洲、英國、美國、紐西蘭、澳洲及台灣均已將「良好動物福利」納入法例當中。

規管應有福利 加強虐畜罰則

相反香港保障動物的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已經是早於一九三五年按照一九一一年英國動物保護法制訂,多年來未有檢討。法例只注重規管動物受到痛楚和傷害的情況,未能促動物褔利,確保動物的陪伴、充足的食物及食水、適當的遊戲及探索、讓動物活得有活力及感到滿足等等有形及無形的需要。正因如此,社會不少人一直要求訂立《動物保護法》,全面規管動物應有的褔利,以及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

一○年,香港大學發表對動物福利法例、長達一百八十頁的檢討報告,凸顯了香港陳舊的動物保護法的不足之處,並根據國際準則和慣例,建議改用更人道的做法。撰寫報告的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副教授韋凱雯(Ms Amanda Whitfort)便指出:「香港的法例陳舊且零碎,既難查閱亦難明瞭,因此難以執行。」

在此情況下,漁農署終於在今年一九年四月提出循三個方向修改《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一,政府建議向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施加「謹慎責任」,要求他們妥善照顧動物的福利,制訂如何妥善照顧動物福利需求的實務守則,並以改善通知書及罰則作規管。

第二,政府建議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以及法院可暫時或永久取消因殘酷對待動物而被定罪的人士飼養動物的資格。

第三,政府建議執法人員在危急時有進入處所拯救動物和檢取動物的權力,加強保護動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雖然修例的方向回應了部分民間的訴求,但仍然有欠全面,只是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框架內作有限的修補,與英國以《動物福祉法令》取代舊有的《一九一一年保護動物法令》,或澳門在一六年訂立《動物保護法》的做法大相逕庭。因此,香港有關動物保護及管理的法例仍舊散落在不同的法例裏,除了《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還有《動物羈留所條例》、《貓狗條例》、《狂犬病條例》及《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條例》等。此外,法例是否適用於馬會及海洋公園等公共機構亦屬疑問。眾所周知,不少動物及馬匹均沒有受到以上機構的妥善對待,完全違反「謹慎責任」的標準。有人曾在諮詢會向漁護署發問,漁護署竟回答馬會有自己的機制及獸醫去保證馬匹的福利。

最後,引用支持動物權益的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詰問:「動物自身沒有能力要求解放,沒有能力用投票、示威或者抵制的手段反抗自己的處境。人類才有力量繼續壓逼其他物種……我們是應該延續人類暴政,證明道德若是與自身利益衝突就毫無意義?」香港人的選擇應該是否定吧。

郭永健工黨主席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2019-07-12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郭永健

高價賣地支持填海 怎能解決房屋問題

先旨聲明,我反對明日大嶼計劃,認為收回閒置軍營、地產商囤積及不能復修的農地和粉嶺高球場,是更為可取的方法。可是對於明日大嶼計劃,我認為我們應抽絲剝繭分析,才能更有力地駁斥政府論點。

就「明日大嶼規劃及工程」的成本和收益,政府文件以測量師學會的估算為理據,假設平均土地價值每平方呎1萬至1.2萬元,私樓住宅賣地收益可高達6300億至7560億元,加上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至3870億元,將有約萬億元收入,足以應付政府估計的總工程造價6240億元。表面看來,賣地給地產商似乎無可避免,否則財務上工程的支出無法回本。可是,地產商發展了私樓後,又能否如地產界所言,增加私樓供應後令樓價下降,港人從此安居樂業?相信很少港人會如此天真。

明日大嶼私樓全改建居屋 仍可應付支出

既然私樓價格難以負擔,往後的二手市場流轉,亦未能聚焦解決住屋需要。因此有不少意見指出,政府應大幅提升公屋/居屋的比例。如果進取地設想,把所有私樓用地改為興建資助房屋,又能否應付工程成本?

根據測量師學會估算的假設,私樓單位面積為75平方米,而公屋/居屋的則為50平方米,如果把私樓單位轉換為居屋單位,則可大增單位數目。採取估算單位數量的中間數計算,便由61,500個私樓單位,改變為92,250個居屋單位。以預計今年5月推出的將軍澳雍明苑的平均呎價7509元計算,假設實用率為八成,50平方米(538平方呎)的單位,每個售價為323萬元。以今年度居屋每個單位平均成本82萬元計算,減去成本後,每個單位政府淨收益為241萬元。原有的預計43,050個居屋單位,加上私樓轉為居屋的92,250個單位,合共有135,300個單位,總淨收益為2226億元。連同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元,可應付工程造價6240億元。

當然,以上計算尚未包括樓價下滑、工程超支等情况。但上述計算旨在指出,現有明日大嶼的發展模式不能解決房屋問題,而是繼續地產霸權,政府及發展商合謀,瓜分土地發展收益。政府得到每呎過萬元的地價收入,而發展商得到可觀的賣樓利潤。相反,由政府提供資助房屋,不單財務上能夠應付工程造價,更能完完全全惠及有住屋需要的市民。居屋白表申請人的入息上限,已涵蓋八成的住戶數目,而大量增加居屋數目,亦能夠遏止私樓樓價。

總結而言,林鄭月娥及政府官員以基層住屋需要為理由,推行大面積填海,但實際上卻未有以大部分港人的住屋需要為重。明日大嶼延續的只是地產霸權及進一步的中港融合。

2019年4月3日 刊登於明報

回撥房屋儲備金揭示的問題

今年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預計一八/一九年度盈餘為五百八十七億元,而且未來五年均有盈餘。由此看來,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可是,如果未來四年扣除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未來四年中將會有三年錄得赤字,包括二一/二二年度及二二/二三年度將會錄得逾一百五十億元的赤字。

  雖然,相對今年預計的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億財政儲備,一百多億的赤字根本不算甚麼,而對於過往十多年來保守的《財政預算案》,增加經常開支,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更是刻不容緩。但是,從設立及取消房屋儲備金的做法,以及去屆及今屆政府制訂的《預算案》的差別,便可看到政府財政思維的改變與不變,及其本質。

官僚玩弄數字 掩蓋盈餘減少

  二○一四年十二月,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將二○一四年政府財政儲備的全部投資收益(約為二百七十億港元)撥入新設立的「房屋儲備金」,並由金管局負責投資。曾俊華指「房屋儲備金」及其累積投資收益,將用以支持公營房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基建配套。

  曾俊華此舉的效果便是令到政府帳面的收入減少,以致盈餘及累積的財政儲備減少。工黨當時便質疑成立房屋儲備金只為當時高達九百一十三億的盈餘「泄洪」,因為隨着當時房委會即將出售居屋,財政狀況有所改善。此外,曾俊華此舉亦有違《公共財政條例》及相關的立法會決議,即所有投資收益須記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帳目的貸項。

  曾俊華向來被抨為守財奴,與時任特首梁振英增加公共開支的財政思維格格不入。曾俊華當時推出的「0-1-1」節省資源方案、應付財政赤字為由成立的「未來基金」,及成立房屋儲備金,均為限制梁振英增加開支的幅度。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便提出「理財新哲學」,任志剛更為此鳴鑼開道。去年財政預算便提出經常開支增加百分之十一點八,今年則增加百分之九,兩年均高於曾俊華任內任何一年增幅。未來五年的經常開支平均增加百分之六點九二,用作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則平均增加百分之十點九九,公共開支則平均為百分之六點八八。在未來較高的開支增長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理解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房屋儲備金獨立於財政儲備之外,未能全面反映政府財政狀況。因此,我會將房屋儲備金回撥到財政儲備」為名,實際上把每年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二百一十二億元,掩蓋盈餘的減少。房屋儲備金的作用便吊詭地由限制政府開支,變為放寬開支增長的空間,應該是曾俊華所始料不及。

偏重基建 沒有增加資助服務

  雖然政府的財政思維由限制開支增長改變為放寬開支增長,但沒有改變的仍然是着重基建,以及市場主導,拒絕增加政府或資助機構提供的服務,作出長遠的規劃及承擔。未來五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平均每年一千二百零六億,佔政府開支百分之十七點三。此外,林鄭所增加的經常開支,都是以現金褔利及市場主導為主,包括設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推出院舍券及增加買位院舍名額等,但由政府增加的資助服務項目及名額卻少之又少,任由市場上缺乏監管的服務主導。

  總結而言,公共服務一直緊絀的情況下,增加公共開支實在是應有之舉。可是,無論是曾俊華及林鄭月娥,均以其嫻熟的官僚手段玩弄數字,掩飾香港的財政狀況,讓香港人未能決定自己的庫房如何使用。加上公共開支偏重基建,以及開支的增長不等於政府有長遠的承擔,未能使香港社會應對未來挑戰,香港人真正得以受惠。

郭永健

工黨主席

(原刊於星島日報 2019-03-08 工字出頭)

照顧照顧者需要 刻不容緩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令人傷感的倫常慘劇,全都涉及照顧者因為「壓力爆煲」而將家中有照顧需要的家屬殺死。一名52歲外婆全力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的孫兒心力交瘁,用書包帶將孫兒勒死。一名81歲的老翁勒死76歲中風妻子。一名34歲的兒子涉嫌以菜刀斬死七旬長期患病兼不良於行的母親,其後墮樓重創。以上案件令社會反思香港對長者、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照顧支援不足,對獨自承受壓力的照顧者更加全不理會。究竟社會要再發生多少悲劇,政府才會正視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訊,現時65 歲及以上長者有127萬人,佔人口17.1%,到了2026 年的人口比例將會上升24.6%,即每四位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位。此外,香港現時有近22萬名65歲以下的殘疾人士,而近67萬人為65歲以下的長期病患者。以上三個組別合共超過200萬人,有不同的照顧需要,所牽涉的家庭及家庭成員的數目亦非常龐大。可是,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及支援嚴重缺乏,基本的送飯、洗澡也要長時間輪候,很多照顧者完全失去喘息空間,身心承受巨大壓力。

政府現時透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可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人數卻高達7717,輪候時間由2009年的3個月增加至2019年18個月。同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普通個案)的輪候人數亦有5630。以上數字顯示政府過往欠缺社褔規劃,導致長者及其家人受害。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2千元,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處理每宗個案平均每月成本約為5千5百元。家居照顧服務主要在家居進行,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資源,只需要投放金錢及人手,便可以增加服務名額。可是過往四年來,上述兩者的服務名額毫無增加,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更較四年前少了近3百個。 工黨建議政府增加經常性開開支6.13億,增加13,347個名額,便足以消除現時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隊伍。

另一方面,對於照顧者的支援,政府只有關愛基金設立的低收入護老者及殘疾照顧者津貼。但是成功獲批的數量少,而且只限於每月家庭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的家庭。根據統計,居住在家庭中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只有23.7%為私家看護/家庭傭工,及1.9%為醫護人員,其餘分別有32.9%為配偶、28.6%為子女/女婿/媳婦,6.3%為父母,即是近七成有家人照顧。

工黨與民間團體「照顧照顧者平台」倡議,即時為照顧者及被照顧者設立「喘息支援津貼」,我們倡議政府設立津貼,讓需要持續高度照顧,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及照顧者以津貼聘用親友、鄰居等,於每星期提供不少於4小時時數的喘息照顧服務,讓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於有「喘息」需要或緊急照顧需要時,能夠動用津貼以彌補常規服務的不足。這樣能夠有效利用親友睦鄰等的「非正式照顧者」,亦令照顧者於有需要時得到喘息空間。以職工盟建議的生活工資每小時$54.7計算,預計相關服務所需金額每年約2.04億,受惠人數為17912人。

現時,政府有超過一萬億的財政儲備,而過往每年寬免差餉及寬減薪俸稅的動輒超過200億,因此上述兩項措施合共每年約8億,根本上微不足道,但對長者、殘疾人士卻有極大幫助。因此,照顧照顧者需要刻不容緩,政府不能把照顧的責任,全數推向個人及家庭身上。

三隧分流 打工仔女得益

工黨主席 郭永健

政府提出三隧分流建議的方案,雖然引起議會上不同政黨的反對,但工黨支持有關建議。工黨支持的原因有二:建議有益於打工仔女,亦可改善空氣質素,整體社會得益。

根據現時三條過海隧道的車流,私家車佔43%至57%的車流。眾所周知,私家車的運輸效率遠遠不足巴士及小巴。兩架私家車所佔用的路面空間便相當於個雙層巴士,但使用過海隧道的私家車平均乘客量(包括駕駛者和乘客)只有 1.4人,與載客量可高達100多人的雙層巴士根本不能比較。可是,現在乘搭巴士上下班的打工仔女,卻因私家車過多而塞車浪費時間。此外,現時隧道出現的車龍倒灌時常發生,甚至影響並非過海的乘客。

此外,車輛在擠塞期間釋放出更多廢氣,造成空氣污染。世衞指出空氣污染物會導致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肺癌,嚴重威脅市民健康。

要達到改善擠塞問題,解決方案必須包括兩個元素,減少整體車流及三隧的車流有合理分佈。

要減少整體車流,必須提高隧道收費。在拉近三隧收費的同時,整體的收費水平必須提升,才能減少車流。現時政府建議調高紅隧及東隧的私家車收費,分別由$20及$25增加至$40,而西隧則政府補貼,由$70減至$50,平均收費由$38.3增加至$43。

坊間對於政府三隧分流方案存有幾點懷疑,我將於下文逐點解釋︰

一、工聯會建議維持紅隧及東隧的隧道費不變,而減低西隧收費,只會增加整體的車流量,加劇現時擠塞的情況。

二、有意見認為紅隧及東隧加幅過高。但是如果減低紅隧及東隧的加幅,只會因未能貼近西隧的收費水平,不能達到分流作用。如果調低紅隧及東隧加幅,而同時進一步減低西隧收費,只會令整體車流增加,未能改善擠塞問題。

三、有意見認為方案加重駕駛者的負擔。可是,以運輸署的交通習慣調查,無車住戶成員的行為時間值

每小時為$48.8(2017年價格),如果塞車15分鐘的話,損失的價值便為$12.2。即使以今年五月的新最低工資水平$37.5計算,損失的價值亦為$9.4。換句話說,增加隧道費只是減少私家車對其他交通工具的使用者造成的負面影響。

四、亦有建議指政府應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但是根據經濟學定律(Downs’s Law),任何增加道路的客量但欠缺適當的收費安排,亦只會令到潛在的車流量出現而大幅減少其效益。

五、至於有意見認為補貼安排為利益輸送,但是現時2元乘車優惠同樣為補貼計劃,2018/19年度預算耗資13.1億元。因此補貼安排是否合理,必需要衡量社會效益及公帑所花的支出。

事實上,今次建議只是針對私家車、的士及電單車,並沒有影響貨車及巴士,對貨運司機及巴士乘客沒有構成額外負擔。對於乘坐的士的一般市民,方案中雖然紅隧的士隧道費由10元增加20元,但東隧的士由$25元減至$20,而西隧的士則由$65大幅減至$36,令到更多市民可以負擔由西隧過海的費用,增加選擇,選擇最適合的過海路線。

總結而言,三隧分流的問題經過社會近二十年的討論,而一般打工仔女多年來一直承受交通擠塞的痛苦。同時,私家車10年增加近5成,增長近乎失控。如果不作出任何改善的話,隧道擠塞的問題將更為嚴重。現時政府的建議,對大部份市民帶來裨益,立法會理應通過有關方案。

立法會支持收緊長者綜援?

政府計劃將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二月一日起由現時的60歲提高到65歲,引起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反對。可是,林鄭月娥卻在昨日(一月十日)的立法會答問環節中表示,這措施是議員通過財政預算案時批准,「所以我聽到(議員反對)都覺得好驚訝」。

事實上,一般所謂通過財政預算案,正式來說是通過《撥款條例草案》,而草案中只有立法會授權撥款一個該年度的政府開支總額,而款項則按各個總目,包括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及政府機構的開支額作分配。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為例,撥款的總額約為4504 億,而社會褔利署則佔838億。因此,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只是通過撥款的金額及分配方式,並不包括當中涉及的政策措施。

林鄭月娥所指的只是社會褔利署的「總目開支分析」,當中內容提到「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包括「把領 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 歲提高至65 歲」。總目開支分析只是詳細闡述《撥款條例草案》各總目下的不同範疇的開支及有關的政策,方便議員及市民理解撥款的理據。

此外,立法會議員的權限只能削減而不能增加政府的開支。過往,民主派議員便唯有透過削減等於某政府部門的某政策的開支,來討論有關政策。因此,林鄭以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便代表立法會支持某項較細的政策,便是誤導公眾!

2018年2月1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上,便動議擱置將長者綜援年齡收緊至65歲,並全面檢討改善綜援制度。動議最後得到委員會通過。

林鄭月娥2002年擔任社署署長時,便曾向基層開刀,削減綜援金額政策。當時她竟無視反對聲音,更進一步威脅市民,如未能削減開支,則可能要對綜援開支封頂、限制領取綜援期限及收緊申領綜援資格。今天她作為特首,便收緊長者綜援,無視基層長者職場上尋找工作困難,而政府又拒絕就年齡歧視立法的情況。如此為官,林鄭豈不是官到無恥膽自大!

明日大嶼 為誰而建

星期三,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其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當中最為人爭議的便是「明日大嶼」計畫。

由土地大辯論開始,不少人便質疑是假諮詢,只是為政府屬意的選項加上民意支持的外衣。政府曾聲言沒有預設立場,可是在諮詢的中期,林鄭月娥便表示個人支持填海,亦聲稱是政府一直推動的方案之一。當時有報道便指出,林鄭已有其土地議程,曾向土地專責小組表示不論諮詢結果如何,「要做的一定會做」。為配合政府的填海計畫議程,不少親政府的智庫更粉墨登場,製造輿論,指出東大嶼填海一千一百公頃並不足夠,需要二千二百公頃才能滿足發展云云。

耗資萬億公帑在所不惜

結果,未待十二月的諮詢結果出爐,「東大嶼都會」計畫化身為「明日大嶼」,而「公私營合作」計畫變身為「土地共享先導計畫」,雙雙在今年《施政報告》中現身。同時,政府更順應「民意」,在一千一百至二千二百公頃中間落墨,落實填海一千七百公頃。 Continue reading “明日大嶼 為誰而建” »

香港快成為公屋城市嗎?

文: 工黨主席 郭永健

八月初,民主思路召集人及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批評社會過度集中討論如何增建公屋,缺乏宏觀視野,更稱「無人想將香港打造為公屋城市」。數月前,擁有粉嶺高球場會籍的他亦在報章撰文,指出把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場與劏房戶的住屋需要對立起來,是「打倒富人專利」及「民粹主義者的操作」。

諷刺地,無論是填海造地抑或房屋政策上,湯家驊、特首林鄭月娥、官商巨賈以之為師的新加坡,卻是名乎其實的「公屋城市」,組屋佔住宅總數73%,佔80%住戶數目。反觀香港,只有44%為公屋、居屋或夾屋單位,而住戶的比例則為45.6%,兩者均與新加坡有3成的距離。

同時,在2018年6月底,有近27萬宗公屋申請,當中15萬宗為一般申請,而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3年。公屋上樓無期,伴隨的劏房問題亦日益嚴重,9萬個劏房戶、20萬個劏房住客,包括4萬名兒童。5年以上屈居劏房等候上樓,便是該4萬名兒童的童年生活,影響他們學業以至人生發展。一個稍有同情心的人,亦不會如湯家驊說出「無人想將香港打造為公屋城市」等輕蔑的說話。 Continue reading “香港快成為公屋城市嗎?” »

房策新措施力度不足 重施故技效用成疑

行政會議特別會議上周四通過多項樓市措施,包括將私樓用地改作資助房屋發展、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脫鈎及推出空置稅。政府多招齊發,看似對症下藥,但力度又是否足夠?

首先,面對公屋居屋供應量大幅落後,甚至低於同期私樓供應量,政府把私樓用地改作資助房屋發展,只能說是實事求是。而表面看來,用9幅原私樓土地改作資助房屋發展,可供應一萬個公營單位,算是比較大的舉動。可是計算未來公營房屋供應量,便會發現上述措施未能即時追上《長遠房屋策略》的公屋居屋供應目標,亦未有提升公私營比例目標。

原先未來5年的私樓預計落成量為10萬個單位,而公屋及居屋的供應量亦為10萬個單位。加上過往3年落成的約4萬個私樓單位及4萬個公屋居屋單位,長遠房屋策略10年計劃中的首8年,有約14萬個公屋居屋及14萬個私樓單位供應,公私營比例為50:50。

現時政府把1萬個單位調撥作資助房屋,亦只是把公私營比例輕微改為53:47,不及長策 60:40目標。此外,未來增加1萬個資助房屋單位供應後,10年計劃中首8年的公屋及居屋落成量仍然落後7萬個單位,與同期目標相差三成多。

第二,政府所謂把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脫鈎,實際上只是提高居屋折扣率,過往例子比比皆是,並非新事物。以旺角富榮花園第一批發售的單位為例,便訂於市價的48%至51%;香港仔南濤閣更有單位首次定價為市價45%。有論者認為,增加折扣率將會令居屋業主可能永遠無能力補差價,變相只有居住權而無實質擁有權。以上論點昧於事實:居屋補價只是適用於業主出租或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而在綠表及白表居屋第二市場出售則沒有補價的需要。在「白居二」恒常化後,居屋第二市場擴大,居屋業主更容易轉售單位,而賺取的差價往往更高於在公開市場發售。另外,現時居屋資產及入息限額根據家庭負擔私樓的能力而定,參考10年樓齡的新界及擴展市區、實用面積40平方米的私樓所需的首期及供款額而定,與居屋售價無關,故此不應下調資產入息限額,反而應興建更多居屋滿足需求。

第三,一手樓空置稅雖然向空置超過一年的一手樓單位徵收差餉率提高至應課差餉租值200%,約相等於樓價5%,但仍可能低於樓價在該段期間的升幅,造成發展商繼續持貨惜售。加上應課差餉租值估價及生效時間相差半年,而發展商在獲發入伙紙達12個月才每年申報,即空置稅徵收時的估價滯後了半年至一年。以私人住宅A類單位(即實用面積小於40平方米)為例,今年4月的售價指數便較半年前上升了9.2%,較一年前上升了13.4%,可見樓價升幅足以抵消空置稅款項。

應把更多私樓地轉為資助房屋地

總結而言,政府上述政策力度不足,只能短暫紓緩樓市升幅,不足以遏止樓價。而在居屋及公屋數量仍然在追落後之下,中層以及基層家庭上樓安居仍然遙不可及。政府要維持長遠房屋策略定下的公屋居屋供應目標,便應把更多私樓用地轉換為居屋及公屋用地,讓中層及基層市民安居樂業。

作者是工黨主席

原文刊登於7月3日明報

私樓用地興建居屋公屋 追趕落後的長策目標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政府於2014年12月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訂下每年平均供應兩萬個公屋單位及八千個居屋單位的目標。可是從訂立目標至今,政府從來未能達成以上的目標,而未來五年的預計供應量亦未能達標。未來五年,公屋及居屋每年只有一萬二千個及五千個單位,即是十年目標中的首八年,政府只能提供十四萬四千個公屋及居屋單位,公屋及居屋落後近四萬六千個及三萬四千個單位,與目標相差三成半。因此,如果寄望政府能在最後兩年,達到每年平均目標及追回落後數量,即每年提供約四萬三千個公屋及約二萬五千個居屋單位,無疑是不切實際。 Continue reading “私樓用地興建居屋公屋 追趕落後的長策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