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健﹕強積金用作置業 無補於事

【明報文章】本月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劉怡翔在立法會答覆謝偉俊的提問,表示「積金局正研究容許計劃成員,在其年屆退休年齡前,提取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作首次置業之用」。
提取強積金用來置業,並非什麼新鮮建議,但以往政府均對此不置可否。可是強積金用來置業又是否可取?會否削弱強積金退休保障的功能?

以現時供款的最高入息水平,即高於3萬元、每月供款1500元作例子,計及僱主供款的話,一年共累積3.6萬元。假設一名市民由22歲出來工作至40歲,打算直至65歲退休,即使薪金能與樓價升幅同步,以今日價格計算,他40歲時共累積了64.8萬元供款。以現時六成按揭要求計算,即使把供款全數用作首期,也只能購買價值162萬元的單位。即使夫婦兩人計算,亦最多只夠購買324萬元的單位。而眾所周知在私樓市場,300萬元左右的單位已差不多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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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公屋不能封頂 打擊囤地重掌供應主導權

文:郭永健(工黨副主席)

早前,特首林鄭月娥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出租公屋單位由76萬個增至80萬個,已足夠照顧基層家庭需要,故日後可以把大部分新建公屋轉作「綠置居」。雖然,她數日前表示80萬伙公屋不是目標,也非極限,為其房屋政策「相對複雜的概念簡單化,甚至不幸數字化,而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焦慮,表示歉意」。她又稱只要改善置業階梯及公屋單位流轉性,「(80萬公屋單位)或許可以滿足基層低收入巿民住屋需求」。

林鄭以上的一番言論正正揭示她政策思維,就是盡可能減低一切政府的承擔,把問題推向市場及個人。作為當權者,政府應用盡方法讓市民享有適切居所,而置業與否、是否由政府提供居所均只是手段。然而,當政府一直以來的高地價政策為高樓價、高租金的元凶,而普羅市民不能負擔私人市場物業的價格及租金,需要尋求政府協助時,政府竟然反過來把問題指向公屋市民,要求他們向政府購買市價掛鈎的單位,脫離政府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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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工聯會如何出賣工人? 

 

【撰文:郭永健】
作者為工黨副主席

二十年前,政府在主權移交後的第二周(1997年7月9日),便在臨時立法會提交《1997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把7條在立法局時代通過的法例凍結,當中包括《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及《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當初政府企圖在一次會議上完成條例草案的三讀程序,及後放棄,亦逼使臨時立法會在7月16日便通過凍結有關條例。

政府強硬的做法,除了用來否定及削弱立法局的權力及威嚴外,也顯示出其蔑視勞工權益的態度。除《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外,凍結的法例亦包括了容許工會有更大職權範圍和工作範圍的《1997年職工會(修訂)(第2號)條例》,以及防止歧視職工會會員的《1997年僱傭(修訂)(第4號)條例》。當時在臨立會的工聯會自稱代表工人利益,但竟沒有反抗政府當時的做法,以至香港的打工仔女至今仍缺乏集體談判權保障。 Continue reading “二十年前,工聯會如何出賣工人? ” »

新措施小修小補 難言改革

星島日報 2017-10-13
A16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郭永健

新措施小修小補 難言改革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發表其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了不少政策措施,多得令人眼花繚亂。新措施當中尤其以房屋、交通費補貼及兩級利得稅制最令人注意。我將會評論以上措施及指出林鄭背後的施政思維。

林鄭提出的「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畫」,建議在政府賣地表中選取住宅用地推行先導計畫,而並非與地產商合作,提供農地補地價優惠來換取單位。此舉有點令人出乎意料。家庭入息上限訂為六萬八千元,已經是住戶收入的第九十個百分位。連同公屋及居屋的政策,政府的資助房屋的對象,已擴闊至香港九成的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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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一地兩檢值幾錢? 

文:工黨副主席(政策)郭永健

計算方法

要計算一地兩檢的邊際效益,就要比較它與其他方案能夠節省時間的經濟效益的分別。假設在褔田設立口岸,出入境檢查時間一樣,一地兩檢與兩地兩檢的分別便只有落車、轉月台及上車的時間。當然,目的地或出發地在褔田的乘客無須轉車,便不會受影響。

同樣道理,如果坐直通班次來往深圳北及廣州南的乘客,如在深圳北及廣州南設有口岸,便無須中途下車檢查,時間上亦不受影響。因此,愈多地方設有口岸,則能夠做成的時間損失愈少。至於設置口岸的成本及困難,但應該為數不大。由於找不到數,但可參考《一地兩檢多舊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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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群眾運動的持久戰--寫於DQ案後

文:郭永健

繼11月梁頌恆及游蕙禎的議員資格被撤銷後,7月14日高等法院亦按人大釋法的內容,撤銷民主派四人包括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的議員資格。禍不單行,朱凱廸及鄭松泰亦遭入稟, 於7月26日上庭聆訊,議員資格亦岌岌可危。

宣判後,民主派表示不能再一切如常,網上亦有不少輿論表示民主派全體議員該總辭,以帶來震撼及表明抗爭意志。可是,經過連日的討論,不少人已指出總辭為何不可取,包括區家麟撰寫《 有關總辭的十個迷思》一文,已有透徹分析。另一方面,7月20日財委會通過36億教育撥款,及連帶其餘三項撥款,結果主張留在議會抗爭的一方,亦被質疑根本未能團結民主派在議會抗爭。

毋庸置疑,上述的爭論及問題並非第一天出現。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便曾提出在補選勝出而政府沒有普選方案後,全體議員總辭抗議。至於議會抗爭問題,在過往多年的拉布問題上, 爭論亦多不勝數。

既然如此,民主運動的方向為何?尤其在議會路線上,議席遭政權任意剝奪,加上劉曉波鬱鬱而終,未來仍有兩席、甚至更多民主派議席面臨被DQ,不免令人更加憂心忡忡。

面對當前困局,所有關心民主運動的民眾必須認識到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一場持久戰,並不能一蹴即至。 Continue reading “民主群眾運動的持久戰--寫於DQ案後” »

終身年金計劃有什麼問題?

文:郭永健

政府外匯基金全資持有的按揭證券公司4月10日公布將推出「終身年金計劃」。以65歲一次過繳付100萬元保費、內部回報率為4%為例,計劃中男性投保人最多即時每月收取年金約5800元,直至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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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公布之後,社會初步反應正面,認為回報率吸引,亦可以抵禦長壽風險。作為政府負責營運的年金計劃,理應不以牟利為目的,可是仔細研究政府列舉的數字,計劃似乎過於保守,回報並非預期中這麼高。

首先,計劃中的假設平均壽命太高。筆者以計劃中所列舉的其中一組數字計算:內部回報率為3%,男性估算每月固定年金約500元(每10萬元保費),女性則為約450元。經過計算後,以3%的回報率為例,男性要存活23年,即如果在65歲參加計劃的話,要到88歲累積的年金收入才達至該回報率;而女性更要存活27年,即相當於92歲。

如果以統計處推算的2019年香港人口生命表,65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5.37歲,女性則為89.75歲。如果在上述年紀身故的話,實際回報率分別只有2.51%及2.7%。

此外,計劃中保證發放的金額太低,只有等同已繳保費105%。即是如投保人在獲發105%已繳保費之前身故,其受益人會繼續每月收取餘下期數或一筆過現金。假設一名男性在投保12年後身故,以所得的身故保障餘額及以往收取的年金總額計算,年均回報率只有1.33%,隨時跑輸通脹。事實上,從第3年至第22年,一名男性假如身故的話,所得的年均回報均低於2%。

還有,退保價值過低,令到市民如有急切需要提取現金的話,將會損失頗大。計劃中的退保價值為餘下未發放保證期數每月固定年金折算為現時價值。以內部回報率3%來計算折算因子,如果一名男性在一年後退保,退保價值只有約78萬元,損失近16%,第2年退保則損失14%。

除了以上回報的問題外,計劃的投保年齡設定在65歲或以上,令到60歲退休甚至55歲退休(如紀律部隊)的人士未能參與。此外,雖然女性平均壽命比男性為高,但現時男性所得年金會較女性為多的做法造成男女不平等。
不能代替全民退休保障

筆者建議政府把投保年齡提前至60歲,並且增加每月的金額,令到假設的平均壽命與人口生命表相符。同時,政府亦應把保證發放的金額增加,增加計劃的實際回報率及讓退保造成投保人的損失減少。

最後,即使年金計劃能夠對應長壽風險,但亦不能代替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保障家庭勞動者及讓基層得以受惠。

作者是工黨副主席

開徵大額股息稅 重塑稅制公義

文:工黨副主席 郭永健

根據國際樂施會今年初的《99%人的經濟》報告,當中指出現今的資本主義向股東傾斜,股東們在企業利潤中所獲的收益愈來愈高。報告以英國為例,指出「愈來愈多企業巨頭重視短期的股東收益,而不再將利潤重新投放到營運及勞工等長遠增長因素 上,而企業以利潤回饋股東的比例,已從 1970 年佔總利潤的 10%,升至 現時的 70%」,以及「就算如退休基金般的機構投資者, 它們佔有的企業股份也在不斷下降。在英國,退休基金於 30 年前持有全 國企業的 30%股份,但在 2014 年已下降到 3%。」

回到香港,我們面對的情況亦不遑多讓,甚至更為惡劣。除了各富豪以其財團派發大額股息給自己作主要收入外,其股息收入更加無需繳稅。以劉鑾雄家族為例,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度,派發給自己的股息收入為122億元。而鄭裕彤家族、李嘉誠家族及李兆基家族,他們的股息收入分別為108億、69億及62億。

就此,工黨建議政府徵收大額股息稅,凡超越股息免稅額的股息收入,便須計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以免月入兩萬多元的打工仔女,要繳交的稅款,竟可以較李嘉誠多,違反「能者多付」原則。大額股息稅原則如下:

大額股息稅免稅額訂為25 萬元;
當股息納入應評稅收入或利潤後,大額股息稅應以薪俸稅或利得稅稅率計算;及
政府可轄免強積金或認可退休保障計劃繳付股息稅,以保障市民的退休收入。

以平均股票息率約2.5%及個人股息免稅額訂為25 萬元計算,即相當於擁有1,000 萬元股票資產的人士,才需要開始繳付股息稅。工黨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股息計算,本地6大財團家族及其控制企業須繳交大額股息稅高達66.63億元,佔香港政府2015至16年年度1.45%的財政收入。

現時差不多所有先進經濟體都有實施股息稅,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台灣、北歐、德國、荷蘭等,並非甚麼洪水猛獸。去年,英國便把不同稅階的股息稅率全面提升,並設置股息免稅額,與工黨建議類同。過往,香港多任財政司,包括祈樂嘉、郭伯偉及夏鼎基亦有考慮開徵股息稅,但因富豪反對而作罷。

不少人反對徵收股息稅,主要理由是雙重徵稅。這質疑只是基於誤解。首先,公司法團和股東是兩個不同的納稅人:倘若公司法團欠交稅款,股東是不用「上身」;而同樣道理,公司法團繳付利得稅,亦不能當作股東已繳交稅款。

近年香港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財團壟斷日益惡化,令現行稅制的不公平性更形突出。工黨將建議開徵大額股息稅,除了希望令稅制更符合「能者多付」原則,亦期望可增加投放在教育、房屋、醫療和福利的資源,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

工黨
2017年3月10日

臨急抱佛腳 勞工政策亂找數

文:郭永健(工黨副主席)

標準工時無影無踪

早於2010年,前任特首曾蔭權便表示最終將以立法方式處理標準工時這議題。2012年,梁振英的政綱便包括「跟進現屆政府就標準工時的調研,成立專責委員會,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和安排。」

可是五年過去,「標準工時委員會」卻一事無成,蹉跎歲月。除了採取拖字訣,諮詢又諮詢外,又以合約工時代替標準工時,導致包括工聯會在內的勞工界全面杯葛。

今年的施政報告又繼續「標準工時委員會」作擋箭牌,「充分考慮委員會的報告及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並會致力在本屆政府的任期內訂定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云云。梁振英最終仍沒有勇氣明確訂出立法標準工時的方向,讓打工仔女繼續超時無償工作。
本來支付遣散費及長服金乃資方應有的責任,但現時政府卻以公帑補貼商界,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陳焯煇攝)
表面取消強積金對沖 實質勞工保障倒退

施政報告中建議訂出一個「死線」日期,僱主不可再用「死線」之後的強積金戶口內,僱主供款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另一方面,計算長服金及遣散費比例將會降低至二分一,並設立10年期的資助金,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

以上做法,實際上只是偏袒維護商界的利益,造成勞工的保障倒退。施政報告的建議生效後,員工所享有的遣散費或長服金,竟然較在十七年前未有強積金時,一般沒有自願性退休計劃或公積金保障的員工為低,這明顯是倒退。還有,在建議生效初期,由於比例降低,部分僱員的在死線前的僱主供款便足以支付遣散費或長服金,僱員實質所得便會減少。

此外,本來支付遣散費及長服金乃資方應有的責任,但現時政府卻以公帑補貼商界,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

總結而言,梁振英在卸任前,為了交功課,便臨急抱佛腳胡亂找數。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只會產生偏袒商界的特首。梁振英已成明日黃花,唯一留下的教訓,便是切勿對角逐特首的候選人存有幻想。唯有打工仔女團結發聲,才可爭取到應有的勞工權益。

政府強積金對冲新建議 是打工仔女福音嗎?

文:郭永健

最近,有消息指出政府對強積金對冲問題,將有具體解決方案。有關方案為政府定出一個「死線」日期,僱主不可再用「死線」之後的強積金戶口內僱主供款對冲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另一方面,計算長服金及遣散費比例將會降低至二分之一,並設立有年期限制的資助金,為僱主支付新制下的部分遣散費或長服金。

以上建議看似中間落墨,但實際上只是偏袒維護商界的利益。新建議的問題有三:

劃死線損年資長員工權益

首先,對冲安排原意為鼓勵僱主設立自願退休計劃,但自2000年起強積金作為一個強制性的制度,已經毋須透過對冲機制作為鼓勵。此外,遣散費及長服金的性質與強積金的性質絕不相同,前兩者是補償遭裁員的僱員及避免年資長的僱員遭到不公平解僱,而後者卻是用來確保僱員的退休生活。因此,10多年來,商界已佔盡好處,打劫打工仔的荷包來支付應由自己承擔的遣散費及長服金支出。

新建議「前事不計」的做法,容讓僱主把過往的供款用作對冲,只會讓年資長的員工的權益繼續受損。此外,即使死線過後的供款不能用作對冲,僱主可以「斬斷年資」或者索性解僱僱員來逃避。過往發生的年資22年的空中服務員,只換來對冲後的2萬多元遣散費的類似情况將會繼續發生。

降遣散費長服金比率 做法倒退

根據1974年7月3日的立法局會議正式紀錄,當時政府表示,加入遣散費的保障,是為因裁員而遭解僱的僱員提供補償,以紓緩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面臨的財政壓力。而根據1985年12月4日的立法局會議正式紀錄,政府表示「如立例規定,僱主須按照僱員的年齡及服務年期,發給遭解僱僱員一筆款項,這辦法與不合理開除員工法所規定,即遭受不合理開除的員工有權收取一筆金錢賠償的辦法,兩者方式雖然不同,效果卻是一樣的,但支付長期服務金的辦法則毋須循手續繁複而經費昂貴的訴訟程序來證明在此情形下解僱是不合情理的」。

現時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面臨的財政壓力未見減輕、不合理解僱的情况未見改善,貿然把計算遣散費及長服金工資比率降低,只會造成勞工保障的倒退。試想像,2000年前未有自願退休計劃或公積金保障的員工,所享有的遣散費或長服金比率,還要較2017年新建議後的員工的為高,這難道不是倒退嗎?現實點來說,即使有對冲安排下,打工仔的退休金雖遭到對冲,但即時得到用來應急的遣散費及長服金較新建議還要多。新建議下的遣散費及長服金的水平降低,將更難以幫助打工仔渡過難關。

設基金補貼資方 慷納稅人之慨

一如上文所述,支付遣散費及長服金乃資方應有的責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便曾呼籲僱主「將心比己」。現時政府卻「將心比己」,補貼商界支付長服金及遣散費。可是,公帑卻是打工仔亦有份貢獻的。
總結而言,梁振英為免自己退任前在強積金問題上「走數」,便以這個層層包裝的建議來解決問題。對冲的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打工仔過往累積的退休金繼續受到打劫;將來的退休金沒有被對冲,但即時得到的遣散費及長服金卻減少。因此,解決對冲問題的新建議對打工仔女來說,並非福音。

作者是工黨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