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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侮辱殘疾人士 蔑視國際公約

警察出言侮辱市民,不是第一天的事,然警察在近半年的抗爭中,經常出現侮辱殘疾人士的情況,這些不當言詞例如「盲又怎樣觀察」、「你扮盲,盲的不會出街」、「跛就唔好出嚟」,亦曾不下一次在拘捕智障人士後未有按指引保障他們被捕後的權利(雖然一般抗爭者的權利也未有被保障,但殘疾人士實是需要合理的支援)。其實出言侮辱作為社會一分子的殘疾人士,不當對待殘疾人士,警察實是在侮辱自己的人格,也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三條指出,殘疾人士有權「充份和切實地參與和融入社會」,第十三條指出殘疾人有權在平等基礎下獲得司法保護,還有不同篇幅討論殘疾人士不同的權利,而當中直接與社會參與和社會運動相關是第二十九條:「應當保證殘疾人享有政治權利,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受這些權利。」殘疾人士有權參與公共生活,實際的意義,是代表他們不只是被動的福利接受者,而是社會平等的一分子,參與和影響社會政策,倡議更民主公義的社會。 事實上,過去一段長時間,在不同的抗爭場口,也見到不少殘疾朋友的身影,由肢體殘疾,視障、聽障朋友,智障朋友等各方面都有。當中他們或在前線,或在觀察聲援,或在記錄,也有多次參與民間記者會的手語繙譯工作等,充份體現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精神。 在5月20日立法會大會中,張超雄議員提出質詢,指警方多次以大型水馬、鐵欄等圍封道路和建築物,阻礙不同無障礙設施,包括升降機、失明人引路徑、道路收窄致輪椅難以出入等情況。質詢當中要求警方交代有否放置該等鐵欄水馬的指引,及如有障礙時會否及時移除等。政府的回覆簡直是「撩交打」,一則未有交代相關指引及移除安排,二則竟然在確切基於警方阻礙殘疾人士的情況下,政府仍然將責任推卸至抗爭者中,甚麼「反對暴徒暴力」云云。我希望指出,最大的暴力,包括實質暴力和制度暴力,都是源於政府! 事實上,殘疾人士需要的,不是特權,而是基本的尊重和人權的保障,是基本的出行、參與社會、基本的法律權利等保障。其實,要保障殘疾人出行的權利,以香港警察的財力人力,絕對不成問題(當然現在他們將所有資源放在暴力對待抗爭者)。例如放置鐵馬或水馬避開無障礙通道,或放置有活門的水馬再安排警員在活門附近協助殘疾人士等。除了是基本的無障礙通道問題,在拘捕或截查的情況下,對於殘疾人士也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失明朋友根本無從識認警員身份,錄口供後若該位失明朋友不懂自身權利取得錄音和錄影口供,就只會被發放筆錄紙本口供,根本無從確認自己的供詞有否被删改。聽障和聾人朋友亦然,曾多次發生警員不理解聾人的手語,誤以為他們打算「襲警」將之拘捕,錄口供過程要找手語繙譯亦十分困難。智障朋友方面亦然,相信大家一定記得早幾年美林邨錯誤拘捕智障人士事件,由合適成人的陪同、法律權利、醫療關注等,均有不妥,所謂檢討過後提出的建議,在反送中期間又再發生類似事件,實是令人憤怒。 香港警察的全方位崩壞,欠缺制衡,其實也不只是警察,在各方面的政府部門均未有完整保障殘疾人權的機制。殘疾人團體多年已倡議該設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及殘疾事務專員,就各方面的殘疾人權作出監察和倡議,以改善現存政策和機制。可惜在這不民主的香港,大部份倡議都只會落空。 原刊於蘋果日報網上論壇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526/Q2E3FM5UJKOOQEJ45EDVFOL6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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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扭曲《宣誓及聲明條例》胡亂DQ議員資格

港澳辦早前發出聲明批評郭榮鏗刻意在內務委員會選主席時拖延,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又說他蓄意違背誓言「鐵證如山」云云。港澳辦聲明最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宣誓及聲明條例》也規定,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的人士必須離任」,揚言恐嚇DQ郭榮鏗。 港澳辦的聲明看似有法律根據,但可惜中共仍然是本性難移,故意扭曲法律,誤導公眾。過往,中共任意解釋基本法,破壞香港法治。如今,港澳辦更扭曲本地法例,試圖胡亂DQ議員資格。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21條:「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港澳辦引述此條文,卻刻意扭曲為「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的人士必須離任」,刪去了「邀請」及在「作出」與「誓言」加插了「的」字,完全偏離法例的原意。 前者是關於任何人獲邀請宣誓,但卻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的後果;而港澳辦扭曲為後者,即宣誓後拒絕或忽略誓言,在任者便須要離任。游蕙禎梁頌恆便被法庭裁決違反上述條文而被取消其就任資格。相反,郭榮鏗已經完成宣誓,並就任立法會議員。如果他被指違反誓言,便應該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及議事規則第49B條處理,由立法會議員動議譴責,最後獲得出席會議的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現在立法會便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處理譴責周浩鼎及鄭松泰的議案。 簡而言之,港澳辦刻意扭曲《宣誓及聲明條例》條文,介入立法會事務,完全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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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補貼不能保障僱員 代支無薪假薪金方為上策

【明報文章】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布推出名為「保就業」的工資補貼計劃,為僱主提供五成工資補貼,補貼上限為9000元,為期6個月,涉款800億元。綜合政府連日來的說法,有關的工資補貼計劃大致的內容有以下數點: (1)政府的計劃的對象為僱主而非僱員,而津貼額根據僱主選取今年1至3月其中一個月,當月的員工人數和薪酬作計算; (2)獲資助的僱主不能減少職位,需維持原有員工人數甚至增聘人手,但可安排無薪假; (3)薪酬的支出不能少於獲資助的金額,但僱主可以減薪,可以任意在不同員工身上使用資助,而非每名員工均得到五成或以上的原有薪金。 簡單而言,整個計劃根本是從僱主的利益出發,為他們節省薪酬的支出。對於員工而言,根本就不能改善收入及就業。同時,整個計劃根本不是對症下藥,完全未能針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問題。 假設有以下4種情况的僱員:剛失業的僱員、放無薪假的僱員、已減薪僱員及正常上班僱員。對於剛失業的僱員,首先要其僱主願意申請資助,然後重新聘用,但工資水平視乎公司如何分配資助額;對於無薪假或已減薪的僱員,其僱主可以維持無薪假及減薪的狀况,先用政府的資助出糧,然後才運用自己的資金,完全賺取補貼;最後對於正常上班僱員,公司可減薪或增聘人手,運用補貼而不加薪酬,同樣由公司賺取補貼。 根據經濟學常識,任何政府的補貼會由買方及賣方分享,分享比重的關鍵則在於「彈性」(Elasticity)。工資補貼亦不例外,勞動力供應的彈性較需求的彈性大,僱主必然得到較大的利益。換言之,香港缺乏集體談判權,勞工的議價能力明顯低於僱主,難以從補貼計劃中得到較大的幫助。 除了不能改善收入及就業外,計劃亦未有集中資源援助受影響的行業,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同樣能夠申請薪金補貼,資方節省一半的人工。 此外,政府根本不明白現時的經濟問題。首先,武漢肺炎嚴重打擊市民的正常生活,無論是社交、旅行、上班及娛樂等正常活動都大受影響。此外,部分場所,包括酒吧、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美容院和按摩院等更需要直接關閉,而餐飲業有不少減少人群聚集的限制,航空業及旅遊業亦陷入冬眠。在此情况下,消費需求萎縮,老闆因而裁員及放僱員無薪假。他們即使得到政府援助,必定會想辦法用補貼減少自己的薪金支出,而不是用來減少僱員放無薪假的日數或增加他們的薪酬。 羅致光對於以上問題,便以減省行政工作為托辭,表示計劃的目的是要簡單及快捷,設計太繁複的話,審批工作將會倍增,如政府要分析有否減薪,工作量會多幾十倍。 英「職位保留計劃」對症下藥 以上說法大謬不然!其實,英國的「職位保留計劃」(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才是對症下藥。英國的僱員無薪假期間並不能為僱主工作,所以僱主會衡量其業務需要才作出申請,政府的資源不會因此浪費。政府不需要任何行政程序去判斷僱主有否需要。此外,英國的做法並非工資補貼,而是由政府直接負擔僱員無薪假期間的八成原有薪酬,保住打工仔女原有的職位及大部分的收入。僱主從計劃中的得益只是能夠保留人才渡過難關,而不會有直接的金錢得益。 總結而言,政府工資補貼與英國的「職位保留計劃」,孰劣孰優,一目了然。政府的計劃不能改善就業、不能保障收入、不能有效運用公帑。所謂的「保就業」計劃姍姍來遲,但竟然只是用來回饋僱主,讓僱員在所謂的自由議價下繼續沉淪。 作者是工黨主席 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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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升級批鬥香港電台

商經局局長邱騰華7日出席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後,記者多次追問港台節目《The Pulse》如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他都沒有正面回應,僅指出「不只是一個字眼、一個片段問題,而是整個節目綜觀有問題,需要策劃、製作才能播送,這個節目亦引起社會關注」。 本來,香港社會以為港台記者被批鬥的原因在於提問世衞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會籍。可是,邱騰華的回應卻把問題上升為整個節目的「策劃」、「製作」問題。弦外之音便是事件經過精心策劃,刻意突出台灣能否加入世衞的問題,為台獨勢力背書。 翻看節目內容,首先為各地疫情,然後是提及台灣為何成功抗疫,再向世衞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提問世衞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會籍。對於港台提及台灣成功抗疫,中共自然不高興。而港台記者進而問及台灣的會籍問題,更是觸及他們的神經。加上世衞的「豬隊友」拙劣的表現——他本來可以大耍官腔避而不答,但卻扮作斷線、裝聾扮啞去回應,令到國際更加關注。中共因此惱羞成怒,足可想像矣!中共大發雷霆下,便命令特區政府及一眾建制派跳樑小丑,炮打港台。 平情而論,港台記者的問題是否屬於「明知故問」,刻意違反一中原則?問題的字眼為「重新考慮」(reconsider),亦即有關過往台灣爭取但遭中共封殺的觀察員身份。事實上,2009年至2016年,馬英九政府在中共容許下,一直能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世衞。因此爭取觀察員的身份不會帶出台獨問題。當然,政府大可以說觀察員並非會員,因此「membership」一字並不準確。如果單純問題本身可以被定性為違反一中原則,那麼過往DQ主任查問候選人是否支持港獨,又是否違反一中原則? 簡而言之,記者不能自設禁區,如果每次提問又要顧及一中原則、又要顧及中共面子,最後只會成為政權的喉舌。台灣能否參與世衞,本來就是不少人關心的事情,但中共刻意把問題上綱上線,欲摧毀新聞自由而後快,造成萬馬齊喑。《海瑞罷官》在文革前原為得到毛澤東認可的京劇,但後來遭批鬥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旨在影射彭德懷事件。殷鑑不遠,中共本性未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郭永健工黨主席 原刊於: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200409/HXRANHHVQTOV5G2D54POKZJFR4/?fbclid=IwAR3sASFRquCmHuBPsCo5oXgXj5iPbt_D7bNPXGulXVgbKJfn4cBXQYV48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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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城市 — 麥難民與武漢肺炎

前日,垃圾桶局長以「公務繁忙」為由,拒絕與立法會議會見討論麥難民無處容身的問題。想不到,昨日麥當勞便宣佈回復 24 小時的堂食服務,麥難民可以回到快餐店裏去了。不知道劉江華有否因此鬆了一口氣。 香港是一個魔幻的城市。生無寄居之所,死無葬身之地,所有人都是輕飄飄的,彷彿沒有根。大家都拼命想抓住腳下泥土,以時間與青春交換,以尊嚴與夢想交換。實在無力的,便只好輕飄飄地過活,在大街上,在天橋下,在公園中,在快餐店或洗衣店內。 上月底,連鎖快餐店麥當勞宣布,停止 24 小時堂食的服務。隨之而來映入大眾眼簾的,不是任何關於飲食的議題,而是關於居住:400 多名「麥難民」將因而流離失所。實在魔幻,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在這片土地上荒謬地連結起來。原來比起餐風露宿,這種地方讓他們找到熟悉與安全感。原來有瓦遮頭,有人相鄰,便是安全感,簡直是「五星級的家」,魔幻吧?這就是香港,我們的香港。 「麥難民」的人數伴隨著租金的上升而增加,由 2013 年的 57 人增加至 2018 年的 448 人。而整體近 6 年露宿者人口增長創新高,社會署數字顯示巳登記露宿者人口由2013 年的 718 人上升至 2018 年 12 月的 1270 人,無家者人口增長率76%。他們選擇在快餐店度宿的原因包括租金太貴、因失業而沒法找尋住宿、節省金錢和「劏房居住環境太惡劣」。此外,一些邊緣群體,包括離院病人、釋囚和成功戒毒者亦因難以覓得居所而露宿。 疫症爆發逾三個月以來,在我們的香港,抗疫似乎是每個人的責任,是本能應當去做的事。口罩、消毒酒精、搓手液、漂白水等等,早已是家居必備。但顧名思義,無家者沒有家。因此,當大屋裡的高官大喊齊心抗疫、呼籲市民留在家中,聽似合情合理,但他們在假設什麼,又誤會了什麼?他們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個家,他們誤會,每個人都有足夠能力保障自己。但事實是,數以千計的人沒有一磚一瓦,而在疫情下,連那間賴以為棲身之所的 24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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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外物業出爾反爾 服務頌安邨多年的保安工友頓時失業

我與區議員葉榮收到頌安邨的保安工友求助,表示他們在屋邨轉換管理公司後,絕大部份工友不會繼續獲聘。 本來,工友對於屋邨更換管理合約數年轉換一次,已經習以為常,因為一般來說,大部的管理公司都會聘請原有的工友。頌安邨原有的管理公司為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合約到 3 月 31 日到期。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在 3 月初已向工友表明合約到期,並詢問工友會否跟隨公司都其他地方工作,但當時新的承辦商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卻已向工友接洽,要求他們提供個人資料,甚至制服的尺寸,以至「上咗新公司度咗身、試咗新制服」,令到工友以為會繼續獲聘。 可是,就在上星期六,他們收到中海外物業服務的電話,表示不會聘請他們,只能有替更或臨時的工作才通知他們,而上班地點則可能遠至港島。他們大感無耐,認為如果新公司不打算聘用,應在月初便直接說出,而非在最後四天才告訴他們。他們不少都是在附近居住,放工後要煮飯洗衫照顧家人,有一位更說兒子剛上大學,要負擔他的讀書開支,差點流出眼淚。現時武漢肺炎肆虐的情況下,百業凋零,他們失業後更難找到工作。 了解到他們的困境後,我們向他們派發抗疫物資表達微小的心意,亦提點他們要注意離職時的工資及遣散費或長服金有沒有計算錯誤,同時他們享有二月及三月份政府給外判保安員的抗疫津貼。 我認為中海外物業服務的母公司中海物業集團(02669.HK)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又曾連續 14 年獲得社聯 「商界展關懷」標誌,以上出爾反爾的行為實在令人憤怒。我認為他們需要向工友公開道歉及解釋原因。我將會與葉榮為保安工友繼續向新管理公司爭取「優先聘用現有員工」,我亦會跟進他們「防疫抗疫基金」的申領及遣散費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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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援助金,為何香港不能學英國?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隨著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國都推出了嚴厲的措施控制疫情及挽救經濟。香港作為疫情爆發的較早地區,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已陸續浮現。政府統計處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7%,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3.4%高;就業不足率亦由1.2%上升至1.5%。不少團體,早在疫情初期,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政府卻置若罔聞。 隨著輸入性個案再次增加,林鄭星期一(3月23日)宣佈酒吧食肆停止售酒,用意與歐洲多國停止食肆酒吧營業一樣。但林鄭卻沒有為這些行業的員工提供支援,以及效法歐洲的國家推出的失業援助措施。 最近,英國政府推出援助方案,將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作的勞工,支付最多八成薪金,每月上限2500鎊(約2.2萬港元),前提是須同意讓員工休假,待疫情過後再讓他們返回工作崗位。措施會追溯至3月1日,暫時維持3個月。丹麥於亦有同類政策,為財困且同意不解僱員工的私人企業支付最多75%薪金;而愛爾蘭政府亦研究推出類似措施,為受疫情影響而暫時被解聘的員工,支付75%的薪金。 上述的做法與職工盟、工黨及社民連的倡議不謀而合。我們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被迫放無薪假,或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提供財政支援,以解他們燃眉之急。津貼額為每月正常收入的80%,上限為16,000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而英國政府的做法更勝一籌,除了確保工人收入外,亦保住就業職位,減低疫情對失業的影響。當然,以上措施所費不菲,英國的開支預計增加780億鎊,而我們則倡議為失業援助設立300億元基金。 反觀香港,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以時間緊迫、社會未有共識來拒絕設立失業援助,並認為現時的紓困措施已經能夠解決燃眉之急,又提出放寬遣散費的規定。羅致光在2月23日的網誌表示:「如果設立一個全新的失業援助金以涵蓋所有失業人士,將會涉及大量行政程序,例如申請人需提交他們的基本身份及住址證明、曾就業與失業的證明文件等。此外,更要建立新的電腦系統、招聘人員處理和審批申請、建立津貼的發放機制等等,估計整個工序完成都已是2021年,才能開始發放金額。」3月4日,羅致光在電台節目稱應在現有制度下加強支援,例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 羅致光以上的說法實際只是託辭,英國相關措施的補貼預計在至4月底前便能發放。此外,政府可申請者作法定聲明的方式處理,減少核實証明文件的程序。至於所謂降低遣散費工作年數的門檻,實在令人發噱。以就業收入中位數19000元為例,即使降低至工作滿一年便可得到遣散費,在強積金對沖後,工作一年所得的遣散費只有1267元。 總而言之,各國政府均對武漢肺炎帶來的經濟影響嚴陣而待,但香港政府卻選擇救市不救人,任由失業工人自生自滅。現在歐洲多國已提出可行的措施,既撐企業又能保就業,政府為何視而不見? 原刊於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00327/s00012/1585249332501/%E9%83%AD%E6%B0%B8%E5%81%A5-%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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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有乜困難?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民間、醫護界及勞工界一直要求把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但勞褔局局長羅致光一直置若罔聞。 2月9日,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呼籲,政府應緊急修例,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列入第282章《僱員補償條例》的職業病附表中,關乎人士範圍可以參考條例中當年對應沙士的做法。 2月10日,工權會強烈建議勞工處處長盡速發出命令,將武漢肺炎列入職業病補償。 2月13日,我在食環署清潔員工的記招上,亦指出清潔工在抗疫前線工作,有可能不幸染病,勞工處應將武漢肺炎列為職業病。 2月22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要求在立法會大會中提出緊急質詢,討論將武漢肺炎列為可補償職業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竟配合政府,於2月25日回覆稱,此事於是次大會上並無急切性而拒絕。 2月24日,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去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要求盡快修改法例,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為職業病。 3月14日,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余德新建議,港府應把新冠肺炎納入《僱傭保償條例》中的職業病,保障在工作崗位受感染的僱員。 以上訴求簡單、清淅、合理,為何羅致光一直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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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抑或救人?

2020-03-16  文:郭永健(工黨主席) 一個月以來,工黨一直都批評政府的抗疫措施為「救市不救人」。無論是防疫抗疫基金中,以近六成的金錢(57%)用來資助業界,抑或是財政預算案中除派錢外,用119億給業界但基層只獲111億,都論証了我們上述的批評。 或會有些人說,難道便只應救人不救市嗎?或為何救人必需先於救市,而不能同樣力度支持? 事實上,救人必定包含了救市。因為援助市民,尤其是中下層市民,讓他們解決生活的燃眉之急,必然支撐著消費。根據經濟學理論,基層市民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較中上層高,即是當基層市民的收入增加,他們會傾向把新增的收入用於消費,來滿足生活需要,因此造成的乘數效應,將會更能夠提振本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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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救市先於救人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武漢肺炎肆虐,林鄭造成的人禍不斷,香港打工仔女被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比比皆是,但《財政預算案》與防疫抗疫基金,都是救市不救人。 對商界疏爽 對勞工嚴苛上周設立300億防疫抗疫基金,實際開支的270億中,以超過一半金錢,即154億元用來資助業界,其次為購置或生產防疫裝備(20%),直接津貼前線員工及市民的分別只有16%及7%。政府資助業界的做法非常寬鬆,沒有設置任何門檻,可是亦沒有規定如何讓員工受惠,因此被抨擊「救市不救人」,對商界派錢疏爽,但對打工仔女及基層嚴苛。 相隔五天,財政司司長宣佈共1,237億的一次性紓困措施,仍然不改「救市不救人」的思維。除了派錢一萬元外,其餘措施中,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寬免差餉,共支出296億;惠及商界的措施,包括寬免非住宅物業差餉、寬免商業登記費、補貼非住宅電費、減免非住宅水費及排污費等,共支出118.52億;主要惠及基層的措施,包括較低收入公屋租戶免租、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額外一個月津貼等,支出為111億。由此可見,政府繼續向商界大灑金錢,尤勝於扶助基層;再加上主要惠及中、上層的措施,富裕階層得到的為基層所得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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