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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吹哨者」揭密法 保障公眾利益

文:郭永健/譚駿賢 【明報文章】今年年初,任職於屯門望后石谷堆填區污水處理承辦商「昇達」的3名技術員鄒先生、李先生與朱先生,拒絕跟從上級不合理的指示把煙囪溫度降低,以排放氮含量超標的污水,節省燃油成本。朱先生向上司表明,情况若持續,就會向總公司及環保署舉報,卻遭上級打傷。其後,鄒先生及李先生向環保署舉報,更被公司即時解僱。今年11月21日,環保署終於檢控「昇達」,還了3名技術員公道。 鄒、李、朱3名技術員以無比的道德勇氣,承受着公司排擠、解僱,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的後果,揭發公司損害公眾利益的事情。他們勇敢的行為受到不少市民讚賞,亦有屯門居民寫信致謝。若然沒有3名技術員的揭密,「昇達」可能會繼續排放污水,而環保署則繼續置若罔聞,白白讓香港的海洋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可是,以上事件卻確切反映了為公眾利益而揭弊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欠缺保障,隨時遭到公司處分甚至解僱。所謂「吹哨者」,是指揭發組織內部違反法令或道德等不正當事情的人;一般企業若要建立「吹哨者」舉報機制,會提供一個暢言的管道或平台,讓利害關係人得以揭發內部的弊端。然而,身為「吹哨者」可能會擔憂舉報過程中身分曝光,而遭受不公平對待甚至報復。「吹哨者」缺乏保障,將會使到在暗角發生的違規、違法事件難以曝光,整個社會因而付出極大代價。 寄望勞工法例予保障 緣木求魚 香港並無保障「吹哨者」的法例,揭弊者一旦被僱主報復,甚或解僱,都只能在現行《僱傭條例》(即勞工法例)的框架去規管。但稍為了解勞工法例的人都知道,法例對約束僱主任意解僱員工的效力近乎零。一方面,僱主解僱員工根本毋須理由,即使不合理解僱,也是賠錢了事;另一方面,僱主犯上不合理不合法解僱,僱傭保障的相關條文也只限於懷孕、有薪病假、工傷期間被解僱,及僱員因身為職工會成員從事工會活動及僱員在法庭審理案件期間被解僱等5種情况下,方可在勞資雙方同意及法官批准下才獲得復職權。所以,寄望勞工法例予「吹哨者」保障,無異於緣木求魚! 香港與國際趨勢大相逕庭 雖然因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子監聽計劃而被美國政府通緝的「吹哨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曾在香港匿藏近一個月;但諷刺的是,香港並沒有專門法例為「吹哨者」提供保障。這與國際的趨勢大相逕庭。 美國早於1863年訂定「虛假申報法案」(False Claims Act)以保護向政府揭弊者。此後,美國持續立法保護「吹哨者」,例如1989年的「揭弊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強調禁止報復、建立專責機構進行調查,與處理被報復後的申訴機制;防範上市公司舞弊或詐欺的「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提出審計委員會應建立機密且匿名的舉報機制,且應保護成為「吹哨者」的員工。 英國、澳洲、南非、日本等國家,也陸續制訂保護「吹哨者」的專法。挪威則是目前歐洲少數提供「吹哨者」或揭弊者法律保護的國家之一,將揭弊者保護機制納入該國於2005年通過之工作環境法規定中。 2015年5月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同月由總統公布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使得《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具有境內法律效力,其內容明確提及應保護檢舉人,成為加速國內通過「吹哨者」保護專法的推力。 2005年前,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中只有4個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及新西蘭,設有專門保障「吹哨者」法例;但在2006年至2015年間,設立保障「吹障者」法例的國家已增至14個。2010年草擬的G20(20國集團)反貪腐行動計劃中,亦有集中討論如何保障「吹哨者」。 吹哨者的保障除了適用於公眾利益外,亦適用於私人企業。港交所在2011年有關企業管治的諮詢後,把審核委員會應公平獨立調查僱員就不正當行為提出的關注從「建議最佳常規」升級為「守則條文」,而審核委員會應制訂舉報政策及系統的條文列為「建議最佳常規」。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Robert Bowen的研究結果指出,「吹哨者」的政策能夠增加股東價值及降低社會風險。 早前,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便草擬了《2016年公共利益披露條例草案》,旨在保護因公眾利益而披露資料的僱員,讓僱員毋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禁止僱主解僱或歧視,以及法院可指令僱主向受害的僱員作出賠償或補救措施。梁繼昌議員指出:合理的告密行為對維護管治質量和防止嚴重違規行為有重要作用,現時香港沒有專門的法例為告密者或報告違規行為的人提供法律保障,是大幅落後於國際的管治和立法趨勢。可惜,上述草案未能趕及在上屆立法會處理。 沒保護吹哨者法例 社會需付沉重代價 總結而言,沒有保護「吹哨者」的法例,像「昇達」污水處理廠般損害公眾利益的事件將難以曝光;沒有保護「吹哨者」的法例,勇於為公眾利益而揭密的員工或人士將會繼續遭到各種威脅;沒有保護「吹哨者」的法例,香港社會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作者郭永健是工黨副主席,譚駿賢是工黨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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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買領展,如何做到?

【文:郭永健(工黨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建議,向10萬人集資買領展出售的商場。以葵涌安蔭商場為例,2016年3月31日的估值約為3.94億元,若能號召10萬人夾錢,每人拿出4,000元,即有4億元用來入標。 當然,不少人的即時反應是:「有冇咁多人夾錢?」先不論有沒有咁多人夾錢,以及日後營運的問題,首先要處理的是有何途徑籌措有關金錢,如果籌款不達標不夠4億元的話如何處理? 根據智經研究中心一份有關眾籌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暫時還沒有針對群眾集資的法例,依舊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執法。只要投資者不佔投資項目的任何股權,而是獲得產品或其它贈品為回報,而項目籌得的資金,又不是用作營運公司,一般不會被視作非法集資。不過,如有小公司想籍群眾投資平台招股,情況便沒有那麼簡單。」因此,如果以招股形式集資的話,將會產生法律爭議。此外,招股集資的方法亦會以金額多少來決定話事權,並不符合民主管理的原則。 如果招股集資的方式不行,像FaceWire新聞通訊社傳真社在眾籌平台集資又是否可行?以眾籌平台FringeBacker 為例,它大部份的項目採取「全部或零」的集資概念,因此如果不能一次過籌得4億元的款項,將會一分錢也沒有。另外,項目創作人與支持者之間的關係較為單向,支持者不能影響項目創作人的決策,亦與民主管理的原則有所距離。 如果這樣的話,有甚麼方法能夠集資籌錢,亦能夠乎合民主管理的原則,又合乎香港法例? 我認為以上問題的解決法可以為擔保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擔保有限公司通常為非牟利機構採用,沒有股本,而公司成員的法律責任,則根據其組織章程細則所規定,如所承擔的款項不超過港幣一百元。擔保有限公司可以招收成員、召開成員大會、以成員大會選出董事會或執行委員會。 集資買領匯的倡儀者可以先成立擔保有限公司,然後以會員費形式募集資金。這樣做的既不怕籌款不達標便沒有所有資金,可以把所得款項用於下一個購買商場計劃。當然數以億計的款項需要有妥善的監督及運作良好的內部民主制度,而作為擔保有限公司亦需要每年把核數報告提交給公司註冊處給公眾查閱。支持者出資成為會員,可以在會員大會影響團體決策,亦可以監察團體運作。 最後,這個變相集資計劃是否完全沒有法律問題,便留待有識之士解答。以上想法旨在能拋磚引玉,讓市民重奪自己的生活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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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協助宣揚港獨?

最近有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收到地址有「香港國」字眼的信件。建制派議員批評香港郵政繼續協助投寄有港獨字眼的郵件。 建制派議員反對港獨的政治立場人所共知,但他們批判有港獨字眼的信件違反《基本法》,香港郵政不應該協助投寄,又是否公道,抑或如他們一向所言,把事情政治化? 根據相關新聞,有關郵件寫上「香港國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的地址,而且從日本發出。根據常理,從日本寄往不同國家的郵件,應該是日本郵政作出分類。因此,建制派議員首先要批評的是,日本郵政把「香港國」的郵件寄往香港。 當郵件到達香港後,郵政人員看到地址清楚,便會作出投寄,又怎需區分地址是否符合基本法?加上,寄給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的信件,如果擅自扣留,難保不會遭到建制派議員責難。 因此,建制派議員批評香港郵政協助投寄有港獨字眼的郵件,不但是反應過敏,更加干預了香港郵政的專業服務,把事情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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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急症室收費是否對症下藥?

文:郭永健 最近有消息指,醫管局已接近完成收費檢討報告,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要由目前的100元提高至大約220元,理由為公立醫院自2002年推出急症室收費100元之後,至今未調整過,2003年政府資助水平是八成二,現時資助比率已增至九成二。 急症室輪候時間長的問題向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在2011/12年度至2015/16年度間,次緊急及非緊急病人輪候公營急症室服務的平均時間,分別增加31分鐘及27分鐘,達到107分鐘及130分鐘。當中,非緊急病人在基督教聯合醫院輪候時間更長達3.8小時。 單單歸咎病人「濫用」不公道 雖然如此,增加收費能否令求診人數減少,抑或只會增加基層的醫療負擔? 眾所周知,現時所有急症室已實行病人分流制度。病人登記求診時,會被分類為危殆、危急、緊急、次緊急及非緊急來決定獲診治的優先次序。因此,即使急症室非緊急類別的人數眾多,亦不會妨礙緊急病人。 在政府的醫療人手規劃失誤下,今年醫生的短缺為400名,即使到2020年仍有330名的空缺,而護士(普通科)今年的空缺則為100名。而令到情况更惡劣的是,政府鼓勵私家醫院發展,令到醫護人手緊絀的情况雪上加霜。因此,把現時急症室「逼爆」的問題單單歸咎病人「濫用」並不公道。 沒解決門診及夜診不足問題 此外,政府一直沒有妥善解決門診及夜診服務不足的問題。全港74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當中23間設有夜間門診服務,而且診症時間亦只是下午6時至10時。 2015年度每宗普通科門診成本為445元。急症室收費已經14年沒有調整過,現行每個急症的成本,上年度已達到1140元。以2012/13年度全港急症室的次緊急及非緊急的求診數字146萬計算,如果上述病人轉往門診的話,每年將節省公帑約10億元。 加費令基層醫療負擔增加 最後,如果落實加費建議的話,收費增加幅度高達120%,遠高於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34.5%),亦高於同期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升幅(50%)。雖然醫管局有醫療費用減免計劃,但在申請程序繁複下令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卻步。急症室加費既未能解決問題,亦會令基層醫療負擔增加,甚至「有病不敢醫」。 作者是工黨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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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首選舉承諾未兌現 長期服務金不能解決對沖問題

文:郭永健(工黨副主席) 最近有報章報道,政府提出取消長期服務金,及以「失業保險金」取代遣散費,用來解決強積金對沖的問題。 表面看來,政府設立失業保險金,回應了勞工界數十多年來的訴求。但是,設立「失業保險金」,卻換來取消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又是否可取?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強積金、失業保險金 金金不同 根據 1974 年 7 月 3 日的立法局會議正式紀錄,當時政府表示,加入遣散費的保障,是為因裁員而遭解僱的僱員提供補償,以紓緩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面臨的財政壓力。 而根據 1985 年 12 月 4 日的立法局會議正式紀錄,政府表示: 「如立例規定,僱主須按照僱員的年齡及服務年期,發給遭解僱僱員一筆款項,這辦法與不合理開除員工法所規定,即遭受不合理開除的員工有權收取一筆金錢賠償的辦法,兩者方式雖然不同,效果卻是一樣的,但支付長期服務金的辦法則毋須循手續繁複而經費昂貴的訴訟程序來證明在此情形下解僱是不合情理的。」 由此可見,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性質與強積金的性質絕不相同,前者是補償遭裁員的僱員及避免年資長的僱員遭到不公平解僱,而後者卻是用來確保僱員的退休生活。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性質與失業保險金亦不一樣,雖然兩者都可以用來紓緩僱員的失業時的財政壓力,但是遣散費具有補償僱員因公司裁員而失業的性質,長期服務金則在現時不公平解僱法形同虚設下提供一定的援助。 以取消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來解決對沖問題,實在是「斬腳趾避沙蟲」,又以失業保險金來引誘打工仔女接受,更加是居心可測。(羅君豪攝) 為資方度身訂做新方案 選舉承諾無從兌現 梁振英 2012 年參選特首時,在其政綱「人口及人力資源」部分的第 16 點,白紙黑字寫清楚: 「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例。」 可是,現時卻以取消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來解決對沖問題,實在是「斬腳趾避沙蟲」,又以失業保險金來引誘打工仔女接受,更加是居心叵測。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本來是打工仔女得來不易的權利,但因強積金對沖機制而遭到僱主佔盡着數,15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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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就「強積金的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事宜」的意見書

工黨就「強積金的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事宜」的意見書 梁振英2012年參選特首時,在其政綱「人口及人力資源」部份的第16點,白字黑字寫清楚:「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的比例」 可是,到了今年2017年,取消強積金仍然係研究、諮詢階段。去年十二月推出的退休保障諮詢為期六個月,係梁振英政府任期餘下時間不多,諮詢六個月後亦未必有具體方案,顯示梁振英肯定「走數」。 工黨認為強積金是用來保障僱員退休生活,而不是保障僱主權益。當僱員希望從強積金預先提取金錢,政府就不容許。但是,當老闆要遣散員工時,政府就容許他們從強積金中提取。強積金變成左遣散費基金,簡直荒謬絕倫!要求取消取消對沖機制只是撥亂反正! 有商界認為在設立強積金制度之前,就有對沖的安排,避免僱主須要作出雙重開支。 但以上安排原意為鼓勵僱主設立自願性退休 計劃,與強積金係強制性的制度並不相同。僱主必須就強積金供款,已經不用透過對沖機制作為鼓勵。 鼓吹自由經濟的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亦都同意:「強積金乃強制性計劃,實不應容許僱主作「對沖」安排。」 經濟學家關焯照認為,對沖機制實為「搵僱員笨」,「兩筆錢性質唔同,冇理由撈埋一齊用!」 商界代表張宇人曾經公開指出,取消強積金對沖係將中小企凌遲處死。但是基層僱員不斷被遣散,強積金不斷被對沖,更加是生不如死!有年屆六旬的清潔工逾十年內多次被遣散,強積金「被沖剩兩萬蚊」,試問他怎樣有錢退休? 數字上,每年被沖走的強積金亦越來越多。2003年每年11.7億元,上升至2011年23.3億元,再上升至2014年超過30億元。假如未來經濟狀況下行,數字更有可能急速上升。自 2001 年 7 月 至 2014 年年底,對沖的金額總數高達 250 億元 。 此外,取消對沖機制對整體社會有利。王于漸教授就指出,及早取消「對沖」 安排,僱員始能自由抉擇強積金計劃中的安排,包括僱主供款部份。現時由僱 主而非僱員選擇基金經理的做法,嚴重窒礙競爭,變相保障基金管理業,只要 僱主肯繼續使用其服務,基金經理也就毋須為投資表現對賬戶持有人負責。 最後,正如王于漸教授所言:「強積金改革實不應受銀行、保險公司和僱主等 既得利益者所牽制。」政府應立刻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工黨副主席 郭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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