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A偏低影響同學就業競爭力-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周年辯論

本年評議會的周年辯論題目為「GPA偏低影響同學就業競爭力」。

有關此問題,本人相信不少評議員都會提出他們所見到的個案以至同學在此之下的苦況。幹事會亦就著此問題與校方多番交涉,可惜在解決的辦法上卻沒有太大的進展。有關雙方的論據,不少的評議員都會提及。故此,本人無意重覆上述的有關內容。相反,本人希望就此辯題反映出背後所代表的高等教育的意識型態。

就此辯題,本人認為可以以兩方面來作出探究。首先,我們不妨以「A-Level成績」來代替「GPA」,「升學」代替「就業」,便發現我們在二十多年的學習生涯,都是遵從同一套的遊戲規則。這証明了不少同學需然已進入了大學,但是整套學習的思維模式仍是與中學、小學無異。讀書為了得到好的成績,好的成績用來找好的工作。大學讀書純綷只有工具性的意義,本身的意義卻失去了。結果,是次辯題在別人眼中便是一班大學生在抱怨GPA訂定的水平比別的大學低而要求拉高整個水平。但是,吊詭的是,當每個學校都為了提升他們畢業生的競爭力而互相提升其GPA的水平,我們如何調整自身的水平都是徒然的。

其次,亦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認為GPA為學生知識水平的考核,「競爭力」則是市場制度下的概念,是次辯題足可反映出現時高等教育下大學與市場的關係是如何之密切。本人亦擬就此論點作更深入的剖析。

學校在社會上並不是一個中立而且自主的角色。根據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國家的統治借助國家機器的運行。國家本身是一個壓迫機器,是「執行壓迫與干預的力量」,用來宰制、支配並駕御社會,以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然而國家權力不能單憑強制力,也要在意識型態上取得絕對的主導和控制,而意識型態的掌控則必須依靠國家機器的運作。國家機器分為兩種類型:壓迫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statapparatus)(如軍隊、法庭)及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如政黨、學校、家庭、傳播媒體)。[1]

學校在不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佔著重要的位置,因為學校直接擔當起生產條件再製的責任。生產條件可以分為兩方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前者為專業知識,後者為經濟組織中的人際關係與常規倫理。生產關係之再製較生產力重要,因為生產關係的再製即為「對意識型態之忠貞態度」的再製,維持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果,學校淪為社會階級再製的工具,維持社會上的不平等加上科層體制的發達,不但使教育制度走入理性的困境,學校也成為協助霸權統治的社會工具。例如,分軌的學制、分化的課程、科層化的管理與控制,在在都使教學成為技術性活動,學校成為機械式工廠。社會科層化的程度愈高,教育制度就愈強調分工,教學與評量也愈著重計劃與數量。其目的無非是透過龐大的教育科層體制,鑄造滿足資本主義需求的生產工具,使統治霸權取得正當性。於是學習者在一元化、科層化、專業化的社會秩序中,學習順從與妥協,無異議地按受科技理性與資本主義的控制。[2]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曾榮光教授便曾指出:[3]

「香港教育『表現主義』(performativism)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果效應以產出表現為評核標準,確信這些產出表現是可以用簡單的指標、基準、評估測試來予以度量,繼而更深信根據這些指標及基準測試,就可以對教育制度內各組成部分,包括學生、教師、校長以至學生、加以評估、排等以至賞罰。

事實上﹐著名法國學者李歐塔(Jean﹣FrancoisLyotard)早已指出﹐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是根源自後工業社會中﹐知識創造(研究)與知識傳遞(教育)的活動被科技與利潤所支配﹐即知識的創造與傳遞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真理和釋放個人潛能﹐而只從實用主義出發﹐要求研究與教育成果能轉化為科技發展﹐或/及商品化為可賺取利潤的工具。
因此之故﹐「表現主義」的教育取向以至知識取向,自然最為資本家及政府官僚(特別是科技官僚)所歡迎和倡導﹔因為它們不單止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教育以至知識的商品化支配﹐同時亦最能顯示政府的官僚機器對教育與知識的「管治效能」(governmentality)。至此﹐我們不難明白以上羅列的一系列的「表現主義」教育政策﹐為何最為香港商界及特區政府官員的支持和倡導。」GPA制度正正是「表現主義」下的產物,亦同樣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需求。GPA就是知識工廠(Knowledge Factory)產出的產品的標準檢查(benchmarking)。曾榮光教授亦指出:「『表現主義』政策取向必然把教育徹底地物化(reified)以至商品化(commodified)﹐即教育果效就只會依據其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來判定﹑學生就只被視為是加工或增值的材料﹑學校則只注重計算學生對學校的『增值指數』帶來的得失。」

總括而言,本人認為我們需要對高等教育以至社會的制度持批判的態度,著力如何改革,才能有機會逃出韋伯(Max Weber)所指的悲劇:個人都淪為被技術與機械所宰制和操控的對象。[4]

香港大學學生會
會長
郭永健

參考資料:
1. 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明報, 04/07/00
2. 譚光鼎,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教育研究集刊 / 40 民87.01

註:
[1]譚光鼎,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教育研究集刊 / 40 民87.01 頁27
[2]譚光鼎,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教育研究集刊 / 40 民87.01 頁25
[3]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明報, 04/07/00
[4]韋伯對於當代工業社會歷史取向與演化趨卻抱持悲觀的態度。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理性化發展,源自實質理性、但在科層體制產生之後,人類工具理性的高度發展卻壓制了實質理性,使科層體制成為唯物的、技術的、重視數量與效率、強調控制與形式的一個沒有靈魂的牢籠。他認為日益高漲的技術體制使社會向後倒轉,人類的理性與自由都受到壓制與剝削。不斷膨脹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社會、個人都淪為被技術與機械所宰制和操控的對象,現實世界則不斷地異化與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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