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暴制亂 責在政府

星期二,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就反送中運動再次召開記招,指出和平遊行集會已演變為少數人肆意妄為的犯罪行徑。翌日,中聯辦和港澳辦在深圳共同召開了500多人的座談會,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提出五點,即「止暴制亂」、「絕不容許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和原則」、「挺特首、挺警隊」、「對香港民意要做客觀分析」及「愛國愛港人士要發揮維持香港穩定的中流砥柱力量」。

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出席座談會後針對「有人希望解放軍出動時,『一國兩制』便完蛋」的說法,反駁說,即使出動解放軍也是按照基本法,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行動也不會牴觸「一國兩制」原則。此外,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出,即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不見得會平息亂局,因為並沒有人講到誰可以代表示威者,亦沒有人能夠承諾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後就不會出來。

對於上述的說法,相信示威者均會嗤之以鼻,而為香港社會憂心的有識之士,亦只會搖頭嘆氣。北京提出「止暴制亂」的強硬口吻,配合解放軍防暴演習的影片,旨在恫嚇市民北京或會出動解放軍。可是,相對示威者而言,香港警隊擁有手握絕對武力優勢,如果要勞煩解放軍出動的話,豈不是貽笑大方。同時,提出如此不成比例、荒謬的解決方法,只會令人聯想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解放軍以坦克鎮壓示威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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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何不可?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反送中運動以來,示威者一直堅持著五大訴求,其中一項訴求便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是,特首林鄭月娥一直拒絕,並且以沒有調查權力的監警會專案組來蒙混過關。除了林鄭月娥外,四個警察職方協會更毫不避嫌,表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警隊不公平,「懇請特首堅定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無負警隊一直對特區政府的支持。」

警察職方協會如此的說法實在是大有問題,以「警隊支持特區政府」與「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相提並論,顯示出要脅的態度,並且以此要求特首偏袒警方,實在不可接受。警務處官方的目標並無「支持特區政府」,因為警隊本身便是政府的一部份,需要服從政府合法的命令。可是,刻意提出「支持特區政府」便代表警方或自視為類似「軍隊」的角色,可以其獨特的地位介入政治。相反,警務處官方的七大目標包括維護法紀、維持治安、防止及偵破罪案、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與市民大眾及其他機構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凡事悉力以赴,力求做得最好及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本來,6月12日的警民衝突,社會質疑的是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令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受損。但是,經過7月21日元朗事件,警方縱容黑社會襲擊市民,便令人質疑警方完全未能夠達到上述七大目標。香港已經再不安全,市民的生命可隨時受損,社會對警察完全失去信心,更懷疑警方與黑幫勾結。

獨立調查委員會除了調查警方的執法問題外,更可包括政府硬推條例的原因及缺失、特首的表現、各次衝突的成因及背後的深層次矛盾等。因此成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能修補社會撕裂。一個多月以來,無論是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大律師公會、多名前問責官員、中大前校長沈祖堯及港大微生物學家袁國勇等學者,甚至是香港總商會、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及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均同意此建議,林鄭月娥繼續冥頑不靈,只會作繭自縛。

刊於2019年8月工盟團結報

警隊不能成為獨立王國 

自6月12日的反送中示威起,每個周末都有不同的反送中行動,警察濫用暴力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而7月21日的元朗事件,市民對警方的信任跌至新低。示威者堅持的五大訴求之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便是希望調查警察是否使用過度武力。

可是,特首林鄭月娥一直拒絕,只是以沒有調查權力的監警會專案組來蒙混過關,並不斷重申支持警方執法。此外,四個警察職方協會更毫不避嫌,表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警隊不公平,「懇請特首堅定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無負警隊一直對特區政府的支持」。

7月26日下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見傳媒時承認,警方於處理元朗襲擊事件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政府願意道歉,隨即引起警隊反彈,不少警員、督察、甚至警司上載委任證相片,指張建宗不代表警隊。7月29日,國務院港澳辦更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特別理解和體諒香港警隊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向一直堅守崗位、恪盡職守、無懼無畏、忍辱負重的優秀香港警察,致崇高的敬意!」

事到至此,我們看到調查警隊已成為政權的禁忌,甚至稍為質疑或為事件降溫的說法都不能從高官口中提出。警隊儼然成為獨立王國,擁兵自重。警察職方協會以「警隊支持特區政府」與「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相提並論,顯示出要脅的態度,並且以此要求特首偏袒警方。林鄭月娥不單未有嚴正拒絕外,更對警隊的過度武力或在元朗怠於職守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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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適合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嗎?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數月以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行動不斷,即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暫緩」、「完全停止」及「壽終正寢」等字眼取代「撤回」一詞,香港市民仍然拒絕接。另一方面,警民的衝突、藍黃的衝突甚至黑社會襲擊市民的事情卻不斷發生。有消息指出,政府為安撫市民,計劃在施政報告以一次性紓緩措施「派糖」來減少民怨。近日,新民黨便提出向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8000元。

姑勿論向市民派發現金能否減少民怨,但觀乎過往的派錢措施,政府都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而匆忙推出,缺乏周詳計劃。2011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便因提出向所有市民的強積金戶口一次性注入6000元,遭到市民大力反對,而改為直接全民派發6000元。2018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被 強烈批抨退稅退差餉的措施未能惠及一般市民,而改為向市民派發4000元。可惜,因計劃需要排除獲益超過4000元的市民而行政程序繁複,行政成本估計高達3億,而且至今仍有不少市民未能得到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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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全面動物保護法 保障動物權益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推算一六年,全港共有六十八點一六萬隻家養動物(魚類除外),當中寵物狗貓的數量便由○五年至一六年的十一年間,由約二十九萬隻增至約五十一萬隻,增幅達七成六。另外,遭人遺棄而在社區生活及繁衍的社區動物,單單是漁農署在一三至一七年捕獲的便累計有三萬隻。此外,還有每日平均約四千隻活豬、一點四萬隻活家禽及不計其數的魚類。還有,在香港不同鄉村亦有逾千隻的水牛及逾百隻黃牛,以及不少賽馬用途的馬匹及在公園展示的動物。

從以上數字可見,動物就在我們的社區當中,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相信不少人認同,動物有感知快樂與痛苦的能力,有些甚至具有相當的智能。因此,人類無法忽視動物的處境。亦因如此,世界各地包括歐洲、英國、美國、紐西蘭、澳洲及台灣均已將「良好動物福利」納入法例當中。

規管應有福利 加強虐畜罰則

相反香港保障動物的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已經是早於一九三五年按照一九一一年英國動物保護法制訂,多年來未有檢討。法例只注重規管動物受到痛楚和傷害的情況,未能促動物褔利,確保動物的陪伴、充足的食物及食水、適當的遊戲及探索、讓動物活得有活力及感到滿足等等有形及無形的需要。正因如此,社會不少人一直要求訂立《動物保護法》,全面規管動物應有的褔利,以及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

一○年,香港大學發表對動物福利法例、長達一百八十頁的檢討報告,凸顯了香港陳舊的動物保護法的不足之處,並根據國際準則和慣例,建議改用更人道的做法。撰寫報告的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副教授韋凱雯(Ms Amanda Whitfort)便指出:「香港的法例陳舊且零碎,既難查閱亦難明瞭,因此難以執行。」

在此情況下,漁農署終於在今年一九年四月提出循三個方向修改《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一,政府建議向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施加「謹慎責任」,要求他們妥善照顧動物的福利,制訂如何妥善照顧動物福利需求的實務守則,並以改善通知書及罰則作規管。

第二,政府建議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以及法院可暫時或永久取消因殘酷對待動物而被定罪的人士飼養動物的資格。

第三,政府建議執法人員在危急時有進入處所拯救動物和檢取動物的權力,加強保護動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雖然修例的方向回應了部分民間的訴求,但仍然有欠全面,只是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框架內作有限的修補,與英國以《動物福祉法令》取代舊有的《一九一一年保護動物法令》,或澳門在一六年訂立《動物保護法》的做法大相逕庭。因此,香港有關動物保護及管理的法例仍舊散落在不同的法例裏,除了《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還有《動物羈留所條例》、《貓狗條例》、《狂犬病條例》及《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條例》等。此外,法例是否適用於馬會及海洋公園等公共機構亦屬疑問。眾所周知,不少動物及馬匹均沒有受到以上機構的妥善對待,完全違反「謹慎責任」的標準。有人曾在諮詢會向漁護署發問,漁護署竟回答馬會有自己的機制及獸醫去保證馬匹的福利。

最後,引用支持動物權益的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詰問:「動物自身沒有能力要求解放,沒有能力用投票、示威或者抵制的手段反抗自己的處境。人類才有力量繼續壓逼其他物種……我們是應該延續人類暴政,證明道德若是與自身利益衝突就毫無意義?」香港人的選擇應該是否定吧。

郭永健工黨主席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2019-07-12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郭永健

堵塞丁屋政策漏洞刻不容緩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鄉議局星期一(四月三十日)丁權司法覆核案舉行捍衛權益特別村民大會,有近千名新界原居民參加。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形容新界原居民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鄉議局「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會不惜代價捍衛權益。鄉議局當然執委林國昌則感到失望和遺憾,必定提出上訴。

鄉議局現在的反應看似大義澟然,但與宣判時的回應,卻是大相逕庭。當日早上,副主席林偉強認為判辭對鄉議局並非太差。鄉議局當然執委林國昌則對判辭感到欣慰,認為影響不大,並稱讚法官判決合理。只有主席劉業強在下午開會後,才對原居民在官地上申建丁屋屬違憲,感非常失望遺憾。

鄉議局中人如此前後不,正正反映丁權案並沒有動搖鄉紳利益。他們放下心頭大石,繼續與發展商合作套丁牟利。他們甚至因一般原居民喪失政府土地上申建丁屋的權利,丁權價值下降而得益。他們本來的反應,正正道出他們為判決而欣喜。劉業強及鄉議局後來的態度只是惺惺作態,扮作維護大部份沒有土地的原居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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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藥物支出嚴重不足 病人只能望藥興嘆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如果不幸罹患癌症的話,相信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惡耗。除了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外,用於治療癌症的開支亦十分龐大。尤其在香港,癌症患者得到的支援更是非常不足。

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癌症致死個案每年平均增加 1.5%,而同期本港的各個主要死因當中,癌症是頭號殺手。在香港所有死亡人數中,因癌症致命者佔 30.5%。公立醫院病人輪候時間不斷增長,以大腸癌病人確診到首次獲得治療時間的九十百分值數為例,便由2015年的69日,僅僅一年後已增至76日。同時,癌症藥物治療的費用驚人,標靶治療便由40萬至240萬不等。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其醫療政策是要致力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的治療,但是嚴重疾病病人的高昂藥費負擔卻一直為人詬病。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額外增撥四億元擴闊藥物名冊,涉及十九種藥物,當中有5類屬癌症藥物由目前的自費藥物類別轉為專用藥物。即便如此,政府亦沒有根本解決病人藥費支出的問題。

2016-17年度,病人經醫管局購買自費藥物的總開支共7.7億。即使有關開支維持不變,扣除政府增撥的4億元,仍有3.7億元的落差。況且,有不少病人因藥價昂貴而望藥興嘆,或經其他途徑購買藥物,因此病人自付藥費的開支更為龐大。另一方面,從公共藥物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而言,2016-17年度香港只有0.28%,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為0.8%,當中加拿大及美國為0.6%,而鄰近的南韓及日本分別為0.8%及1.5%。從上述兩項數字看來,香港在公共藥物的支出遠遠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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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賣地支持填海 怎能解決房屋問題

先旨聲明,我反對明日大嶼計劃,認為收回閒置軍營、地產商囤積及不能復修的農地和粉嶺高球場,是更為可取的方法。可是對於明日大嶼計劃,我認為我們應抽絲剝繭分析,才能更有力地駁斥政府論點。

就「明日大嶼規劃及工程」的成本和收益,政府文件以測量師學會的估算為理據,假設平均土地價值每平方呎1萬至1.2萬元,私樓住宅賣地收益可高達6300億至7560億元,加上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至3870億元,將有約萬億元收入,足以應付政府估計的總工程造價6240億元。表面看來,賣地給地產商似乎無可避免,否則財務上工程的支出無法回本。可是,地產商發展了私樓後,又能否如地產界所言,增加私樓供應後令樓價下降,港人從此安居樂業?相信很少港人會如此天真。

明日大嶼私樓全改建居屋 仍可應付支出

既然私樓價格難以負擔,往後的二手市場流轉,亦未能聚焦解決住屋需要。因此有不少意見指出,政府應大幅提升公屋/居屋的比例。如果進取地設想,把所有私樓用地改為興建資助房屋,又能否應付工程成本?

根據測量師學會估算的假設,私樓單位面積為75平方米,而公屋/居屋的則為50平方米,如果把私樓單位轉換為居屋單位,則可大增單位數目。採取估算單位數量的中間數計算,便由61,500個私樓單位,改變為92,250個居屋單位。以預計今年5月推出的將軍澳雍明苑的平均呎價7509元計算,假設實用率為八成,50平方米(538平方呎)的單位,每個售價為323萬元。以今年度居屋每個單位平均成本82萬元計算,減去成本後,每個單位政府淨收益為241萬元。原有的預計43,050個居屋單位,加上私樓轉為居屋的92,250個單位,合共有135,300個單位,總淨收益為2226億元。連同商業發展土地收益3440億元,可應付工程造價6240億元。

當然,以上計算尚未包括樓價下滑、工程超支等情况。但上述計算旨在指出,現有明日大嶼的發展模式不能解決房屋問題,而是繼續地產霸權,政府及發展商合謀,瓜分土地發展收益。政府得到每呎過萬元的地價收入,而發展商得到可觀的賣樓利潤。相反,由政府提供資助房屋,不單財務上能夠應付工程造價,更能完完全全惠及有住屋需要的市民。居屋白表申請人的入息上限,已涵蓋八成的住戶數目,而大量增加居屋數目,亦能夠遏止私樓樓價。

總結而言,林鄭月娥及政府官員以基層住屋需要為理由,推行大面積填海,但實際上卻未有以大部分港人的住屋需要為重。明日大嶼延續的只是地產霸權及進一步的中港融合。

2019年4月3日 刊登於明報

羅致光自以為是 扶貧政策千瘡百孔

文:工黨主席 郭永健

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去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數據以來新高,即平均每五個港人就有一個是屬貧窮人口。而當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下降至101萬及14.7%長者貧窮方面, 2017年的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較2016年下跌1.1%,下跌至30.5%,重回2013年水平。但政府報告中提到,「兒童貧窮率上升0.3百分點,抵銷了長者貧窮率下跌的正面影響。」

上述數字都說明了香港的貧窮狀況改善有限。可是,政府會否因此而投放更多資源?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一篇網誌——「貧窮統計數字知多少」,我們或許能了解局長怎樣看貧窮數字。

從貧窮數字來說,我們有100萬的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有137.7萬。可是,局長在網誌說大家應該睇101萬嘅職貧窮人口,而138萬只是關於政策介入前的數字,說到好像不太重要。但問題就是政府的扶貧政策是一個初次分配的政策抑或只是一個第二次分配的政策?是否即使初次分配政策的失敗,任由130萬嘅數字上升到去200萬都不重要呢?其實政府對於初次分配是有角色的,包括最低工資的改善,令初次分配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數字降低呢?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佔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之列。況且,勞工議價能力亦都十分影響這個數字,集體談判權何時才有?

第二,貧窮線的總差是209億,局長指出有意見指如果政府投放209億,便可以消滅貧窮人口,完全滅貧。但是,局長並不同意。他認為如果人人不工作,都可以領取住戶收入中位數,便沒有誘因去工作,而且要派更多錢出來。邏輯上成立,但問題是否這樣咬文嚼字?其實大家說的是這個差距,以及政府要有幾多力度,去量化要多少錢。未必是209億,可能是300億,可能是400億。但問題就是從政策來說,不是要政府放209億便算,而是檢視現時的政策或者更多政策增加咗扶貧力度,亦都做到勞者多得呢?在職家庭津貼便反映了並不如此,現在的審查資格十分嚴苛,津貼又少,勤力工作的人可以怎樣滅貧呢?而且,每個兒童的全額津貼只有一千元,為何不能增加?

第三,局長說如果訂立了減貧目標,就會令政府傾斜了現金津貼,而不是投放於服務。局長說得很動聽,但為何不是兩者都做好呢?為何成為了政府的一個藉口呢?政府的服務是否做得很好?如果政府的服務未來會增加非常多,但現金津貼未必可以增加太多,我想大家都會諒解。但問題是政府服務不足,又不做好現金津貼,憑甚麼說服我們政府有決心去減貧?

總結而言,羅致光局長自以為是的態度,正好反映政府制訂貧窮線,但又對出來的數字充滿質疑,對反映的貧窮問題不以為意。身為前社褔界及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羅致光局長應放下身段,汲取提高長者綜援門檻一事的教訓,切切實實改善香港的褔利政策。

2019年4月2日褔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的發言

醫療服務不足 政府規劃失誤是主因

文: 工黨主席 郭永健

一直以來,香港政府投放資源不足,做成醫療資源短缺。社會的基層甚至中產人士假如患上疾病,需要專科診治,便需要輪候數十星期的時間。以港島西聯網的骨科穩定新症為例,病人便要等候166星期!

近期,有意見指出新移民是以上問題的根源。可是,我們只要回顧特區政府種種削減公共資源的惡行,便會知道政府規劃失誤才是問題的主因。

根據2002年政府的人口推算,居港人口會從二零零一年年中的672萬上升至二零三一年年中的872萬,而且未來的人口將持續老化,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二零零一年的11%顯著上升至二零三一年的24%。

可是,政府有人口推算,卻沒有長遠規劃,急於解決財赤而胡亂削減開支,埋下今天社會問題的惡果!

2002年政府為削減三千萬元的薪金支出,推出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令到98 名醫生、863 護士及106名衞生專業職系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醫務化驗員及職業治療師等)離職。

當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黃德祥便表示擔心大批資深的醫生及護士離職,公立醫療服務質素將會下降。當時政府信誓旦旦,聲稱會確保醫護服務不會受過大的影響,藉着重整服務、重行調配在職員工,以及採納其他提供服務的模式,以滿足市民對服務的需求。

同年,時任醫管局主席梁智鴻建議政府削減醫科生,翌年便大減四分一學額,即減少80人,僅餘至250人。即時2012年大幅增加醫科生名額100個,但在培訓需時,做成的斷層已是無可避免。

此外,醫管局轄下醫院的病床數目在2003年至2010年期間減少,至今仍未回復至2003年的水平。自從1999年將軍澳醫院投入服務後,2000年至2012年沒有新醫院落成。即使,北大嶼山醫院和天水圍醫院分別於2013年及2017年相繼投入服務,這兩間新的中型醫院只能提供合共700張病床。

這些數字均令人動魄驚心,而醫療只是規劃失誤的一個例子。加上房屋及社會褔利的規劃問題,做成香港的民怨沸騰。可是,如果我們未能認清問題主因,只會讓政府逃脫責任,未能汲取教訓,以歷史為鑑,讓下一代生活更好。

原文刊於2019年4月工盟團結報